原标题：“如果说不，我将失去所有机会” | 超50位海外女性摄影师被性骚扰经历

据Vox（Vox是美国一家数字新闻媒体）在1月底透露，前《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图片部副主编帕特里克·威蒂（Patrick Witty）日前因性骚扰事件离职。这个曾经人们只能在私下讨论的问题被迅速地公开化了:摄影记者业内存在大量的性骚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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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以下简称CJR）针对此事进行了详细调查。在长达5个多月的调查中，有超过50人接受了采访。

女性摄影师认为问题的根源主要出在三个方面：该行业一直以来由男性主导，存在着崇尚大男子主义的行业文化；越来越多的摄影师成为自由职业者，这影响了问责制，被骚扰者无处投诉；一些为年轻摄影师举办的研讨会和其他活动经常被老牌摄影记者利用。

传媒研究（id：xjbcmyj）对该调查的更多具体内容进行了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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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这些，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

据CJR采访的女性称，两名知名摄影师——安东尼·克拉托克维尔(Antonin Kratochvil)和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Christian Rodriguez)——参与了一系列的性骚扰，而其工作的图片社“VII”和艾迪·亚当斯(Eddie Adams)工作室都对投诉置之不理。

许多业内女性表示，这种行为太普遍了，以至于她们认为这是女性从事该行业必须接受的现实。但被访问的女摄影记者们说，这种保持沉默的状态必须结束了。阿曼达·马斯塔德（Amanda marstad）提出一个安全的女性投诉中心是必要的：“如果受到侵犯后我能全说出来的话，大部分人就不会来骚扰我了吧。”

 如今，一些女性在《国家地理》《纽约时报》《时代》和《华盛顿邮报》等主要出版物的摄影部门都担任要职，但其中的男女比例远未达到平均。近年来，摄影行业的最高荣誉“世界新闻摄影大奖（荷赛奖）”的申请者中有85%是男性。美联社最近对其摄影部门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只有14%的美联社摄影师是女性——美国女性占19%，其他国家女性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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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歧视和性骚扰在业内如此盛行，以至于许多摄影师说，很少会有男性朋友在看到性骚扰行为时大声制止。

艾琳·特里布(Erin Trieb)是驻伊斯坦布尔的一名自由摄影记者。2008年，她参加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她在一家餐馆里，桌子上坐满了男记者。“其中一位男记者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我说了一些匪夷所思的话，比如‘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衬衫撩起来，让我看看你的胸?’”特里布说，“竟然没有一个人责备他。”

当阿纳斯塔西娅·泰勒-林德(Anastasia taylorl - lind)开始她的摄影记者生涯时，她发现，要想成功，她必须适应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为了减少自身的女性化特征，她改变了自己的打扮——剪掉了她金色的长发，染成棕色，也不再化妆。当泰勒-林德努力想要达到事业的顶峰时，她发现这也意味着要忍受别人的性骚扰。

在2014年的一次活动中，泰勒-林德遇到了VII创始人，著名摄影记者安东尼·克伦托克维尔。那天泰勒-林德穿着一条长裙，和一群人站在窗边。克拉托克维尔突然把他的手伸到了她的臀部，并向前推，直到触摸她的私密部位。他的手在那里停留了几秒钟。她僵住了，直到他把手拿开，然后她就走开了。

 “我根本没有反抗，因为我开始明白，容忍这种行为是在我年轻时进入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所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 泰勒-林德说，“我也什么都没说，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保守的歇斯底里的女人。更是因为我本来可以投诉的人都在那里，他们都是串通一气的。”

泰勒-林德还表示，克拉多科维奇的行为在VII内部是众所周知的。她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当着同事的面对她的乳房说了一些下流的话。“这是我和VII的同事朋友经常遇到的事。每个人都知道，并且会说‘哦，安东尼就是那样’。”泰勒-林德说。

“最令人伤心的不是那些侵犯我的人，而是那些旁观者的沉默。”

克拉托克维尔还骚扰过前VII成员斯蒂芬妮·辛克莱（Stephanie Sinclair）。据知情人说，在加入VII之前，辛克莱在纽约和克拉托克维尔喝咖啡。当时克拉托克维尔对她说，“我打赌你喜欢在屁股上挨一顿。”后来，他强吻了她。辛克莱当时正打算加入VII，该机构要求成员投票决定她是否能加入，因此她很难在当时提出这件事。

2012年，辛克莱被派往布拉格(克拉托克维尔的大本营)，当辛克莱与克拉托克维尔讨论她的作品时，克拉托克维尔用了一个猥亵的词来指代辛克莱的私密部位，并说“我打赌**喜欢被舔。”辛克莱说她感到震惊和羞辱。尽管她向董事会成员提出了这件事，但他们什么也没做。

纪录片摄影师安德里亚·布鲁斯(Andrea Bruce)说，事情发生的时候辛克莱告诉了她，包括2008年的那起事件。辛克莱说她曾多次受到VII成员的骚扰，尤其是克拉托克维尔。“我觉得她很困惑。她说，‘我真的遇到这种事了吗?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是我的错吗?是我的什么让这一切发生的吗?’”布鲁斯说，“我觉得可能没有人会因此而感到冒犯，这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这也让她有些难以接受。不仅在VII中是这样，在我们的行业内可能都是这样。”

对于泰勒-林德来说，当那些男人们目睹了性骚扰或性虐待时，他们也只是看向别处或大笑，他们都串通一气，这是最令人沮丧的。“作为一个女性，在这个行业中最大的挑战是在工作中不受到性骚扰，但是我知道我处在一个身体和自我意识都不被同事们尊重的环境中。”她说，“最让人伤心的不是来自那些人的侵犯，而是所有允许这种事发生的人，那些旁观者的沉默。”

然而，在一封回复CJR的电子邮件中，克拉托克维尔声称他没有骚扰过这些女性。“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她们的指控都是假的。”他还补充说，辛克莱邀请他2012年去布拉格见他，这证明他没有骚扰她。 “如果她觉得过去被冒犯了，就不会邀请我共进晚餐，并寻求我的专业建议。”

在CJR联系了VII之后，该机构从其网站上删除了克拉托克维尔的页面，并将他的名字从该机构的成员名单中删除。VII在给CJR的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暂停了克拉托克维尔的会员资格，并展开了调查。

该机构没有回应有关成员和董事会长期了解克拉托克维尔的性骚扰行为，但没有采取行动的指控。它也没有提及辛克莱被该机构除了克拉托克维尔以外的多名成员骚扰的指控。

职业自由，也给了性骚扰可乘之机

摄影记者表示，滋长性骚扰风气的另一个原因是该行业对自由职业者的极大依赖，这让行业内的工作机会变得很隐蔽。自由摄影师需要依靠编辑分派任务，因此和编辑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尤为重要。编辑和知名摄影师手握年轻摄影师的命脉。

“这对年轻摄影记者来说是个大问题。”伊斯坦布尔的自由摄影师尼古拉·通（Nicole Tung）说，“你要去和他们打好关系，因为你想从他们那里获得工作。”

对于纪录片摄影师莎拉·海尔顿（Sara Hylton）来说，这种权力意味着当你和知名的图片编辑工作时，你无法拒绝那些你并不想要的事。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她的编辑对她当时的工作兴趣不大。但之后她的编辑开始邀请她一起看日落、喝酒，在WhatsApp上给她发送带有暗示性的消息。她想要表示自己不感兴趣，不过这么做可能会断送她的职业生涯。

“那时候我没有足够的自信说‘请不要给我发短信了’。” 海尔顿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身上，她们渴望得到导师。她们想要和崇拜的人见面，这一点完全被利用了。”

另一个要求匿名的摄影记者表示她虽然已经入行十年了，却依然遭遇来自编辑的性骚扰。

2016年，她在一个纽约的摄影活动上遇到了认识的编辑。这个编辑此前多次邀请她去办公室展示作品，她明确表示自己不感兴趣。

那天午夜过后，他们俩在一群人中聊天，此人又借机把手穿过了她宽松的衬衣袖子，“然后他就一边聊天，一边随意的揉搓我的背。”她立刻感到不自在，站到了他无法碰到自己的位置。“这么做完全不合适，但他就当着其他同事的面做这件事。”

“如果说不，我将失去所有机会”

性骚扰不只是来自编辑，有时候自由职业摄影师本身也是骚扰者。不少摄影师讲述了男性摄影师长期以来对年轻的女性同事下手。

有八名女性指控，自由摄影记者克里斯汀·罗德里格兹（Christian Rodriguez）经常以提供学习指导或雇用她们当助理为名进行性骚扰，时间跨度从2013年到2018年。这些女性们描述的行为包括：不情愿的性行为、要求她们提供裸露或色情的照片，或强迫她们拍摄拍摄类似的照片。

乌拉圭摄影师罗德里格兹以他在拉丁美洲拍摄的“少女妈妈系列”作品而闻名。一些在拉丁美洲的女性摄影记者表示他经常提起他和《国家地理》的合作情况，表示自己可以在事业上提供帮助，并借此来潜规则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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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妈妈系列”作品之一

2016年2月，莉娜·波特罗（Lina Botero）参加了罗德里格兹举办的工作坊。她很钦佩罗德里格兹的作品。罗德里格兹在课上询问她的作品，她羞于向全班展示因此选择私下发了链接给对方，对方称赞了她的照片。

在工作坊结束时，罗德里格兹出人意料的发表声明说，他会选择1个学生提供1年的免费指导，而波特罗赢得了这个机会。

在工作坊晚上的派对上，罗德里格兹给她发消息，告诉她自己想在新项目里给她拍照。根据她提供给CJR的消息截图，罗德里格兹用西班牙语写道：“我正在研究一种新的肖像拍摄形式，一种更具感官和实验性的方式。”他提出第二天给她拍照，“我想当你的导师。不仅是和我一起做这个项目，接着也可以做你自己的。”他建议先去喝杯咖啡，然后去旅馆租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拍照。他又写道项目成品应该类似德·希多（Todd Hido）的作品，1个以拍摄裸体女性为主要内容的摄影师。

波特罗对罗德里格兹的提议感到极为不舒服，但她不希望失去导师，她需要经验指导。但每次他们见面，他都坚持要让她当自己的模特。于是在第三次见面的时候，他开始在波特罗家里拍摄她。波特罗说：“我觉得如果我不说是的话，我就不会有导师了。我觉得这是某种交换。如果这能让我成为好的摄影师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罗德里格兹提出想要在卧室拍照的时候，她同意了，但开始变得紧张。“他开始靠近我，把我扔到床上。他说‘我需要你看起来更加充满欲望，更加性感’……他跳上了床，在我上方开始拍照，我开始感到明显的不适。我哭了，流了很多眼泪，我只想要停下，所以我让他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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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摄影记者安德里亚·萨库斯（Andrea Sarcos）追踪了罗德里格兹的Instagram账号。2017年10月，她去墨西哥城旅行时便发送消息询问对方能够见面，并向对方表达了想要从事类似工作的意愿。在咖啡厅见面之后，罗德里格兹提出想雇佣1个助手陪他出差完成《国家地理》的工作，询问她是否愿意，还邀请她参加摄影节等。

说完这些之后，罗德里格兹询问第二天能否在旅馆里给她拍照，并且暗示她是裸体的。萨库斯吓了一跳，开始觉得哪里不对，尤其是回想到对方罗列的诸多诱惑。对于1个摄影新人来说，这些机会难得，但询问了其他同行之后她拒绝了对方。

她认为罗德里格兹有意提起一堆诱人条件后，甩出当他的裸体模特这个请求，暗示了某种交换关系——如果说不，就将失去所有机会。

吉拉（Kirra）说罗德里格兹聘请她担任多米尼加共和国之行的助理。在旅行之前，罗德里格兹告诉她由于预算紧张，两人可能不得不共用1个房间里的1张床。

吉拉向CJR出示当时的通讯记录，她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共享房间，她希望他们仅保持职业上的关系。他们抵达目的地后，罗德里格兹告诉他房间只有1个，床只有1张，他们只能共享。随后，他还强迫她在床上拍照，她生气了，不愿意合作。

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她无依无靠，也没什么钱，她感到自己很难拒绝对方的要求。几天之后，她单独提前回到了墨西哥。

同样遭遇“拍照请求”的德国摄影记者莎拉·帕布斯特（Sarah Pabst）表达了自己的震惊：“当我读到它（拍摄裸照的请求消息）时，我愣住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会读到这些东西。我记得当时我的感觉非常糟糕。这太典型了。作为一个女性摄影师，当你自认为某人对你的作品有兴趣，然后你意识到了对方感兴趣的并不是你的作品。所以我想，‘好吧，又是这种事’。”

大部分女性都没有公开谈论过自己的经历，她们感到羞耻，害怕被责怪，以及和知名摄影师对着干可能会影响她们未来的事业。

但在回应CJR的邮件中，罗德里格兹解释到，不论是时尚行业、新闻摄影、艺术摄影行业，或是他先前在西班牙就读的摄影学校，“教授们要求学生裸体或描绘裸体都是稀松平常之事。”他表示自己从未想要骚扰任何女性，宣称一切都是为了工作。

罗德里格兹去年成为了摄影团体Prime的成员。这个团队发现了罗德里格兹对女性进行骚扰甚至侵犯的行为之后，就将其驱逐出了这个组织，并发表声明支持女性勇敢说出她们的经历。《国家地理》目前也已经终止了和他的合作关系。

工作坊（workshop）是性骚扰重灾区

对于年轻的摄影师来说，工作坊和一对一作品交流是十分重要的活动，既是对人才的认可，也是与业内顶级摄影师和编辑联系并学习的机会。但此类活动似乎成为了年轻女性参与者的雷区，她们努力避免一些作为导师的成熟男性摄影师和编辑的性骚扰。

埃迪·亚当斯工作坊（Eddie Adams Workshop）被认为是最具声望的学习活动，被选中参加该活动对年轻摄影师来说离改变命运就不远了。同样，该工作坊也是女性摄影师面临性别问题的典型例子。

6名女性摄影记者说，她们目睹或经历过以教员的身份参加埃迪·亚当斯工作坊的摄影师和编辑们的不当行为。一些人因为害怕影响到自己的事业而不敢投诉，另一些人则表示，自己的投诉没有得到答复。记者都表示工作坊的组织者没有提供让与会者对不当行为提出投诉的程序。

很多记者表示，在工作坊上具有酗酒和深夜聚会的文化，为性骚扰行为提供了机会。参与者——包括教员和学生——经常在晚上一起喝酒，而一对一作品交流则安排在晚上11:30。

驻曼谷的摄影记者阿曼达·马斯塔德（Amanda Mustard）在2013年参加了埃迪·亚当斯工作坊。

她说：“最终这个工作坊会变成一个兄弟会派对。（兄弟会是美国大学的一种校园社团，兄弟会派对的要素是：大房子、吵闹的人群、疯狂的音乐以及取之不尽的啤酒。）大男子主义、猖獗的酗酒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导师的组合出令人震惊的不专业性。作为一个女性出席者，我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摄影师在2013年作为志愿者参加了这个工作坊。一天晚上，当进行一对一交流的时候，一位长期担任工作坊教员的摄影师说，他想给她看一些他的作品。那位教员将她带到他的房间。

她说：“他从包里拿了相机，开始向我展示一名学生在树林拍摄的裸体照片。”她认出那个学生是参加工作坊的女性之一。

他说:“我想让你在床上当我的模特。”

这位女性摄影师拒绝了教员的要求并起身离开。

 “他把我推倒在床上，开始亲吻我的全身。我动手反抗并告诉他不要，然后把他从我身边推开，离开了房间。”她说。

就在同一周，一家大型新闻媒体的摄影总监告诉她，他很想看到她的作品，当时她欣喜若狂。在工作坊最后一晚的聚会上，那位总监给了她一把房间钥匙，告诉她：“你知道去哪里找我。”她说，她从总监的行为中推测出他对她的作品并不感兴趣。

这位女性摄影师说，她告诉了工作坊的主要赞助商尼康的两名代表她被性骚扰和女学员被拍摄裸照的事情。

据Vox报道，威蒂（Witty）在担任艾迪·亚当斯工作坊教员时曾对多名学生实施了性骚扰。在报道发表之前，Vox记者多次与工作坊执行委员会成员联系，已经确认威蒂不被允许回来继续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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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蒂是自2017年4月以来被指控性骚扰的219位明星、政治家、首席执行官或其他行业精英之一。

工作坊处理性骚扰惯犯的方法之一就是悄悄地不邀请这些人参加他们未来的活动。但是，女性摄影（Women Photograph）的创始人扎克曼（Zalcman）说，这种做法只是让骚扰者换个场所进行他们的骚扰行为。

“我们需要提出更好的全行业性的保护措施……但是如果你不公开反对这些人和他们的行为，这些措施又有什么意义呢？”

去年，工作坊第一次要求所有参与者签署一份行为准则，声明对性骚扰零容忍，包括“不受欢迎的性挑逗、询问他人的性取向以及其他口头上或行为上的性骚扰”。它要求任何经历过或目睹过性骚扰的人向工作人员报告，并声明骚扰者将被要求离开而且从此禁止参加工作坊。

但一些埃迪·亚当斯工作坊校友认为，行为准则“太少也太迟”，而且他们对工作坊主管没有公开回应投诉感到沮丧。他们说，这种沉默让他们对工作坊所说的“投诉不会影响职业发展”产生怀疑。

去年，马斯塔德在社交媒体上评论她在工作坊上的经历，不久之后工作坊组织者通过她的同事转达让她删除评论的请求。

“他们不保护我们，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呢？”

摄影记者贾斯汀·库克（Justin Cook）和丹尼尔·瑟尔卡（Daniel Sircar）联名发表了一封写给“摄影记者工作坊、研讨会和领导组织”的抵制性骚扰的公开信，并邀请男性摄影记者签名。包括一些女性摄影师在内的近450人签署了这封信。

今年2月，EAW的董事会成员吉姆·科尔顿（Jim Colton）在一篇博客中写道，他对威蒂的行为感到愤怒和悲哀，他敦促人们公开反对性骚扰行为，并敦促业内人士对此类投诉做出迅速反应。

不过他却反驳了性骚扰在新闻摄影圈内普遍存在的说法，他担心这样的指控会使人们觉得所有的图片编辑都是骚扰者。他批评人们认为在社交媒体上点名批评“等同于网络欺凌。”

性骚扰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一些女性被迫离开新闻摄影行业，一些女性不再参加摄影节、工作坊或社交活动。摄影领域极度缺乏女性导师，一些女性表示，她们经历了太多来自导师的性骚扰以致不敢再寻找导师。

另一些人则表示，他们对新闻摄影行业的虚伪感到厌恶，因为这个行业声称要曝光世界上的暴行和不法行为，与此同时却在保护行业内的骚扰者。

摄影记者梅丽莎·戈尔德（Melissa Golden）说，由于我们认为某些女性无法忍受性骚扰是因为她们不够强硬我们正在失去一些在新闻摄影方面具有惊人天赋的记者。我们必须停止指责女性，我们要将矛头对准骚扰者并要求更好的对待。

许多人也表达了不满，认为女性有责任通过举报骚扰者来结束这个问题。

扎克曼说，很少有女性公开谈论这种性骚扰是因为她们的投诉往往没有效果，最终只会伤害自己。一些摄影记者会在网上公开谈论她们遇到的性骚扰。如果没有相应媒体机构的支持，这些讨论会使她们变成众矢之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纽约摄影记者说，她最近在一个私人在线论坛上揭露了两名骚扰者，她受够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行业的骚扰者是谁，我们只会在私下交谈中说出他们的名字，但如果我们一直只停留在私下交流，性骚扰行为就不可能停止。”她说。

“我不是说我们要举着干草叉和火把去敲他们的门，但我们至少应该直言不讳并公布他们的名字，因为匿名等于保护。为什么我们要保护这些人？为什么他们的名声和事业比我的同事的安全以及我在这个行业的朋友们的进步更重要？”

一位朋友后来警告她说，她的帖子已经触犯到这个行业的知名人士，她很担心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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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代》周刊揭晓其2017年“年度人物”，揭露了各行各业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的“打破沉默者”

摄影记者们说，变革必须来自于媒体机构和当权者。

“我们的行业必须站出来揭露骚扰者。”摄影记者布利斯戴尔说，“这些机构明确地知道骚扰者是谁。但是他们却保持沉默，等待事件的热度退去。”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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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ten Chick 图片/cj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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