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医生走了，走得很痛苦，很哀伤，很无奈。但他的死却是很悲壮，很震撼，不仅全中国的网友都在网上为他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国葬”，而且惊动了全世界。

一个普通中国医生之死能够牵动如此多人的心，吸引全球媒体的关注，这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

（美联社）

李文亮的死也让身为半个武汉人的笔者伤感不已，情绪一落千丈。本人生在湖北，但读书，工作，结婚生子，都在武汉，到出国才离开那里。老婆是地地道道武汉人，她那边亲戚朋友好几十家，虽然饱受封城之困，幸运的是尚无人染病。在这年月，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李文亮也算是半个武汉人，生在辽宁，但读书，工作，结婚生子，都在武汉，但最后死在了武汉。看到网上讲李文亮的故事，令人唏嘘不已，为这位年轻医生的早逝而痛心，他甚至都见不到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

笔者总感觉李文亮不该死，总认为他不是死于所谓的新冠病毒，或新冠肺炎（NCP），而是死于一种社会病毒——不敢说真话，说真话就要倒霉...

如果最初医院领导重视李文亮的怀疑，如果当地卫生局意识到这有可能是SARS的重演，如果武汉市当即采取措施...也许李医生最后不会死。

用李医生自己话说：“如果官方提前公布疫情信息我想会好很多。应该更公开透明。”这是去世前一周，李文亮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所说的。

他还说，“（我）明明出于好意...觉得比较委屈，但是只能接受...挺难过的。那么多人生病甚至失去亲人。”

但事情不是这样，没有人重视李文亮的怀疑，而李医生还有其他几位医生反而因出于医生职业本能的怀疑被抓起来了，结果酿成了新冠病毒如今的疯狂肆虐与蔓延。

到今天为止，已经有900多人丧命，4万多人确诊，仍然还有2万多人疑似...

像李医生这样说真话，说真话要倒霉的例子在中国多了去了：

——彭德怀，共和国元帅，见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谎报粮食产量死了很多老百姓，庐山会议上万言书给毛泽东，结果被毛泽东打到，被红卫兵批斗，最后被活活整死。笔者是亲历者之一，当时吃糠拉不出来，记忆犹新。那几年时间死了几千万人，最后的结论却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说黄河上三门峡大坝不可修，但民间有“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为了“黄河清”，为了当这个圣人，毛决意要修，57年给黄万里戴上大右派帽子。但自然规律不可违背，黄万里预言成真，大坝建成数年之后三门峡水库被泥沙淤满；

——高耀洁，河南女医生，发现穷苦农民卖血染上艾滋病，死了不少人，于是大声疾呼，结果遭到当地打压，最后高医生被迫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被誉为“中国防艾第一人”；

——蒋彦永，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医生，公认为最先披露2003年SARS疫情的人，如果不是蒋彦永医生捅破了“非典”的真实疫情，那么死于SARS的人可能远不止774人。但蒋医生因此被软禁，被跟踪，被迫害；

——谭作人，华西医科大学毕业生，只是呼吁当局对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的豆腐渣工程展开调查，结果备受打压，判刑入狱五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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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专制，再加上全面封网，打压敢言媒体，逮捕维权律师，都是为了维稳的大局，为了维稳的需要。

统治者总是怕人说真话，讲实话，总是怕暴露了阴暗，总是怕舆论影响了民意，总是怕民意引起了反抗，而反抗则可能威胁到政权和统治。

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发起联署，要求将李文亮逝世的2月6日定为言论自由日。但是，这显然不是统治者们喜闻乐见的，也是中国目前环境下难以实现的。

也许这回统治者中有人还窃窃自喜：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居然无形中压住了香港旷日持久的抗议。本来都不知道如何收场，现在差不多要收场了。

香港居民现在仍然戴着口罩，不过不是为了怕暴露身份，而是怕染上了来自大陆的什么病毒。

在中国，只要没有言论自由，只要禁言的社会病毒不除，先有SARS，现有新冠，随后可能又会出现别的什么杀人的病毒，还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令人想不到的“幺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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