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的，黄的，蓝的，白的，围成一圈一圈的洪德立交桥上，车像彩色橡皮糖一样，穿梭在巨大的环形滑梯里，伴着“簌簌”的气流声飞驰而过。每天只要一抬头，11岁的郭浩就能透过窗户看到这样的景象。

他的家就在这座立交桥中央，一栋刷成黄色的八层小楼，被360度圈了起来。

2008年年底，广州市海珠区洲头咀隧道的中段项目启动。白色的拆迁通告贴在了小楼的各个出口，这里被规划为配套绿地，但楼内几户人家不满足补偿条件，拒绝搬迁，最终，小楼被整体保留下来。

郭浩一家七口住在一层，如今是小楼里唯一的常住户。十年来，这里水电照常供应，桥上还增设了隔音屏。除了旁边的洲头咀隧道控制中心，立交桥就是他们唯一的邻居。

夜晚的洪德立交桥，路灯和车灯编织出两条鲜亮的黄带子，流淌向更远处的高楼，融入深蓝色的霓虹灯里，“圈中楼”就像镶嵌在中间的一颗黑石子，成为广州的一道特色风景，郭浩一家被网友评为广州“最牛钉子户”，甚至是“最幸福钉子户”。

但“从外面看好看，里面是另一个样子。”郭浩的爸爸郭利说，立交桥一点点耸起，楼里的灯一盏盏灭下去，小楼最后变成一具空壳，成为附近流浪猫的落脚处。

立交桥破土动工那年，郭浩从妈妈的肚子里跑出来，和立交桥一起长大。

他看着挖掘机像张开嘴巴的大鲸鱼，一口一口咬着房子，最后变成平地上的一堆破碎瓦砾。立交桥建成通车后，他跑上小阁楼，透过铁护栏的窗子向外面张望，担心汽车飞进自己家，把房子戳一个大窟窿。

他最先发现桥上出现了两层的公交车，和奶奶尝试了附近站台每一条线路的公交车，到了总站又坐回来。在没有玩伴的童年，这成为郭浩觉得最有意思的游戏。

这里没有强拆，没有断水断电，没有邻居，也没有人注意。这些年，广州塔、天河城等建筑相继落成，昔日的农田、林地、池塘变成今天的住宅、商场、道路。他们还要继续与桥为邻。在这个喧嚣的城市，以文明的名义，成为大桥下面一颗特殊的“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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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洪德立交与钉子户。图片来源网络）

最牛“钉子户”

永兴街28号，要找到这个地址并不容易。

快递员过了“永兴街26号”，就再也找不到编码了，“这里还能住人啊？”他很惊讶。郭浩的老师来家访，不小心走到立交桥对面的房子，怎么也绕不进来。同学寒假时想找他玩，没有找到，开学时告诉他，“你家太乱，太难找了”。

“就像绕着一条龙，我们的房子就是中间那个蛋”。郭浩的妈妈这样说。

但在11岁的郭浩眼中，这个蛋壳一样的房子，就是自己的豪宅。

这间藏在楼房背面的屋子只有三十平方米，被黑褐色的木板分成了两层。一层有厕所和厨房，两个人在里面打转都有些困难；二层小阁楼再被木板和发黄的布块隔出三个小单间，三张褪色的木头床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冬天，阳光很难照进来。

三年前，大伯一家受不了立交桥的噪音，搬了出去。这之前，七口人“蜗居”在这里。

“挺豪华的，是吧！”郭浩神气地说，“我住的可是豪宅，因为有两层。”

推开木门，“吱呀”一声，屋里的时间像是停滞了。老式日历挂在左边的墙壁上，橘色的低矮茶几上，一台有线电话用来和外界联系。这里没有WiFi，也没有电视。

六七年前拆迁的时候，施工队把有线电视的电缆剪断了。父亲郭利打了四五次投诉电话，对方说，只剩一户人家，重新拉线会很麻烦，建议报停。最近，他们干脆把闲置多年的“大屁股”电视机卖了，换了25元钱。

对于缠绕着家的这座立交桥，郭浩很不喜欢。“很丑，老土，都是白色”。要是把它改装成过山车就好了，“在房子中间打个洞，绕着‘钉子户’转，比十环过山车还刺激，那才是‘最牛钉子户’！”如果在两边挂满亮着彩色屏幕的手机做装饰，那就更好了。

很少有人知道这户人家至今还住在这儿。小楼几十米之外的住户肯定地说：“没有人住，从来没看到亮灯啊”；出租车司机从立交桥上经过，“不可能吧，一栋房子只有一户人，那多恐怖，和鬼屋一样”；每天驶在桥上的公交车司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栋楼。

2015年立交桥刚通车的时候，媒体来了一波又一波，他拉着记者给自己拍了很多照片。

在学校里，同学跑到他面前说：“你上电视啦！”

“嗯，知道了。”他没告诉同学，家里没有电视。

放寒假了，白天，只剩郭浩和奶奶在家。他经常坐在短木沙发上发呆，偶尔在家门口的空地上跳一跳，或者自己下飞行棋，左手PK右手，再看一看“翻了几百遍”的《中华成语故事》。

老师说，他在学校里和别的小朋友性格合不来，打电话给家长，建议他们最好换个地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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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交桥下，小楼里唯一的留守户。程静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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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已是一具空壳，成为流浪猫的落脚处。程静之 摄）

桥与楼

郭利开一辆租来的蓝色丰田汽车，行驶在广州各个角落，他到过繁华的天河城，也到过老城区的小巷和脏乱的城中村，又窄又小的巷子里，散落着各种瓶瓶罐罐和快餐饭盒。

夜里两三点，做滴滴司机的他收车回家，立交桥上的车稀疏了很多，周围看不到一个人，也看不到什么灯光，像被卷进一个大黑窟窿里。回到家，他打开自家那盏瓦数很低的灯。

十几年前，郭利家附近还是热闹的商业街。街道两边是两排长形平房，中间用铁网或木板隔着，年轻的老板娘用粤语吆喝，“又便宜又漂亮，手慢就没了，快点过来买啊”。

郭利的父亲在附近的木器公司工作，“以前的老住户大多和我爸爸是一个工厂的。”出门买菜，满街都是互相打招呼的人。

他们所住的小楼一层是公司放木材的仓库，每年交给公司1107元租住。

2004年，广州市决定建设洲头咀隧道，位于广州西部老城区，跨过珠江，是广州市最大的过江隧道。隧道区域环境复杂，芳村端北面有一家大型化学有限公司，又与有百年历史的德国教堂及挂牌古树“狭路相逢”，最后教堂为隧道“让步”，进行平移。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隧道方案借鉴了上海南浦大桥的经验，在海珠一侧隧道和内环路连接处，设置绕圈式引桥。内环路一方是高架桥，一方是地上通道，绕圈让车辆能够缓慢上升或下降，确保行车安全。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为此设计了三种立交布置方案，最终选择了耗资较大，对环境影响相对较少的一种，拆迁量也较合理。

看到贴在大楼旁边的拆迁公告时，郭利没什么担心，“跟着一起搬就是了”。拆迁办提出了两种补偿方式：一种是给住户提供相同面积的安置房，另一种是按市价提供等面积的补偿款。

这对郭利来说远远不够。

“我哥也有一个孩子，加上我老妈7个人，要么多给我一套一厅一房，或者给一厅三房。”郭利说。他最初提出过三套房的要求。

拆迁办解释，按照政策，只能补偿一厅二房（两室一厅）。

双方没有谈拢，挖掘机已经开了进来。每搬走一户人家，施工队就把电线和水管拆掉。

对郭利家，拆迁办没有过激的行为。为了保证这家人正常的生活，居委会的一个负责人说，“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以前的电是一个网络出来的，哪根线能剪，哪根不能剪，就像照顾一个特殊的孩子。

一天，郭利家突然间断电断水，他找到拆迁办负责人。

“我去看看。”身材微胖，有些秃顶的负责人说。他让工人重新接回去，一两个小时后，水电恢复了。

住户一家家搬走，周边的房子都被推倒了，他们像被包围在一片废墟中，黄色的泥浆从地面打的桩孔里冒出来。“家就在面前，可就是过不去。”郭浩的奶奶说，有时候背着孙子去买菜，新挖的一条大沟横在房子前，“出去了就回不来了”。

后来，拆迁办的人留了一条小路，方便这家人出入。

一个大雨天，雨水渗进了家里的四壁，泡了水的墙上，涂料都爆出来了，起了一个个小疙瘩。郭利又去找拆迁办。负责人打电话叫来工人，找到被拆的排水管，用铁皮把雨水引到另一个管子里。

2015年初，隧道正式建成通车，拆迁办从这里离开，两年后，负责人也换了新的一批。

郭利和新负责人反应情况，道路扩建办特意为此开了一次会议，据他回忆，对方最终决定补偿两套房子，但手续又卡在了项目办，认为这样安置不合适。他们建议郭利找木器公司。

郭利夹在中间两边跑，最终没有结果。

新修的道路把房子周围的地势抬高了，去年台风“山竹”来袭，晚上八九点，积水像海浪一样一片片涌进家里。郭利让儿子赶紧上小阁楼，他和妻子把鞋子、衣服匆匆装进布袋子往高处搬。不到半个小时，水就没过了膝盖，冰箱漂了起来。凌晨三点多钟，水才退去，留下遍地泥浆。

房子边角的木料老旧了，吸水太重也会掉下来。2010年，广州开亚运会时，为房子“穿衣戴帽 ”，小楼外墙涂了一层鲜亮的黄色，边框加了一些材料，增加了立体感和层次感，看上去大气了。几年过去了，好几次，郭利看到脱落的材料砸在水泥空地上，碎成好几片，他担心，有一天会砸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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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浩和奶奶两个人的午餐。程静之 摄）

喧嚣与孤独

郭利没想过妥协，他认为房子既然纳入红线，迟早会拆，只是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

他在新闻里看过其他“钉子户”的遭遇。重庆“最牛钉子户”，开发商为迫使住户迁离，把四围挖成深坑，留下房子高于地面十余米，像孤岛一样耸立着。他从未担心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大城市不会这样做。” 他肯定地说。

最有希望搬离的一次，拆迁办找到郭利，说申请批下来了，两套房子，让他们去办公室签合同。

一家人去看过要搬进去的那栋大厦，距离这里只有4.4公里。崭新的奶白色外墙、明亮通透的阳台，站在大厦高层远眺，可以看到广州塔和珠江。

那天中午，这家人下馆子庆祝，只等最后一道盖章手续通过。但三年过去，拆迁办换了新的负责人，换房的消息还是没有着落。

他觉得搬离这里基本上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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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的洪德立交与郭浩的家。图片来源网络）

广州大学公法研究员王达曾参与过许多征收拆迁项目，遇到过形形色色的“钉子户”。他认为为了公共利益修建立交桥，是没有争议的。

“最高法院确定的基本规则是合法房屋等面积安置，但在法定标准之外，同时还要考虑住房保障。”他说，政府在公平合理补偿的大原则之下，还要突出社会保障，不应当形成今天这种局面，“不管是道路用地，还是绿化用地，都应该拆。两侧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对驾驶员来讲是潜在的危险，对住户更是一种威胁。”

他记得深圳一个村庄，上千户都拆掉了，最后只剩一栋房子，拖延了九年时间。在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长期拆不掉，加剧了供地不足问题。

浙江大学一个博士在《土地房屋征收钉子户问题及其治理》论文中，曾对2003至2014年间有过完整报道的50个标志性钉子户案例进行梳理，发现征地拆迁过程都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基本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因交通枢纽建设拆迁的不在少数。有人以极端形式抵抗，地方政府时常处于“四处救火”的窘境之中，大多数情况下以依法强征收场，而对项目进行重新规划，绕过拆迁户房屋的，只有百分之四。

类似郭利这种桥与房并存的情况并不多见。广州市建委的工程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由于留守户所在的住宅楼并没有挡住工程，隧道才能在留守户坚持不搬迁的前提下也能开通。

郭利的母亲今年84岁了，背已经佝偻，步履蹒跚。 一个人在家时，她总会把生锈的铁栅门锁起来。“很多货车停在旁边”，居委会的人也提醒她，“要小心一点”。

她最怕刮风下大雨的时候，天色一下子沉下来，屋子外面的枝条甩动，玻璃乒乒乓乓地响。

她感觉自己一家就好像生活在荒岛上。门前的桥一高一低、一层一层、一圈一圈地环绕着，车辆扬起的尘土总会落在家里的茶几上，沙发上，厨房里，她拿抹布一遍一遍地擦也擦不干净。

半夜，大货车“嘭”地一声急刹车经常让她惊醒。

“奶奶，外面好吵。”睡在一旁的郭浩也醒了。

“那你就用被子把头捂住吧。”

郭浩迷迷糊糊缩进被子，阿婆哄着他，一会儿又睡着了，她却再也睡不着。

即将到来的除夕夜，阿婆的女儿和大儿子将回到这里，十几口人，挤在房子里吃团圆饭。没有电视，没有春晚，这就是房子最热闹的时刻了，欢笑盖过窗外车辆驶过的声音。立交桥终于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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