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2月初以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频频传来利好消息。12月21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集体会见欧盟及27个成员国驻华使节时表示，中欧投资协定有望在年内达成一致。

此前，有路透社和《金融时报》的消息称，欧盟高层已“原则上”同意签署该协定。按照欧盟方面的既定程序，协议文本将在此后送交欧洲议会表决。

由此看来，之前双方所订立的今年年底之前达成协议的既定日程实现在即。不过，一片大好形势之下，欧盟内部围绕这一协定的纷争拉锯仍在持续发酵。

作为一位负责欧盟贸易事务且辅助性参加过协定谈判的高级技术官僚，韦恩德（Sabine Weyand）表示其对来自中国方面的“慷慨让步”，尤其是在中国国内市场准入问题方面的“馈赠”颇为振奋。

但她同时对中国尚未在劳工权益保障方面，特别是改革国内颇受争议的劳改体制上，做出相应的改变承诺，感到不安。

相比于韦恩德的不安，一些活跃在欧盟各大机构里，且素来对华持敌视态度的职业政客们对上述问题更是火力全开。而他们的抨击点也不仅限于韦恩德提及的劳工权益保障，还将中国近年来在新疆和香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也一同联系起来进行“深入揭批”。

更有甚者，他们当中的部分激进分子还公开表示此时与中国构建如此全面系统的经济纽带是个“战略性错误”。与此同时，欧洲议会之中来自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的代表团已经数次表示如果布鲁塞尔方面试图以在劳工权益上的让步来换取协定达成的话，他们将在议会表决时进行联手阻击。

然而，即便在内部纷争如此强烈难合的情形下，欧盟最高决策层依然不遗余力地推进年内协议的最终达成，而这一“决策定力”也得到了来自法德轴心的力挺。

欧盟内部这一看似矛盾的两股趋势背后的直接动因源自布鲁塞尔方面对另一支事关欧盟核心战略利益的双边关系——即欧美关系——中所隐含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深层忧虑，事实上，这种深层忧虑在特朗普时代已屡有直接展现。

自特朗普（Donald Trump）当政以来，在“美国优先”战略原则指导下的华府不仅公开与钦定的“天字一号”挑战者中国展开全面对抗，就连一贯作为“民主桥头堡”的欧洲盟友也不放过。

欧美之间围绕“不公平补贴”与“歧视性关税”的贸易拉锯战几乎贯穿了整个特朗普时代，而在大选年，尤其是美国疫情全面爆发之后，特朗普政府试图以尽全力攫取“外部红利”的方式来挽救持续走低的选情，对盟友的压榨更是毫不手软，甚至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

8月，华府在强力施压德国放弃北溪2号项目，并转买价格至少高出俄罗斯输欧天然气50%的美国液化天然气（LNG）不成之后，恼羞成怒的特朗普当局直接下令对所有参与北溪2号项目建设的欧洲企业实施全面制裁。

无独有偶，就在同月中，特朗普当局公开宣布将继续维持此前针对欧盟输美产品的惩罚性关税不变。

这一决定也标志着，自2019年10月世贸组织裁决美国可以就欧盟对空客公司的“非法补贴”加征报复性关税的裁决以来，欧美围绕这一贸易争端所进行的为期近一年的双边协商宣告破产。

在拜登（Joe Biden）胜选之初，厌倦了反复无常的“特朗普式压榨”的欧盟曾经一度热切盼望即将履新的拜登内阁能够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上“大幅反正”。

为此，布鲁塞尔方面甚至一度提出了欧美之间组建技术同盟，以联手反制中国对西方世界“技术霸权”之全方位挑战的官方倡议。但布鲁塞尔的热情并未得到来自华盛顿方面的相应回馈，如此严酷的现实让欧盟决策层逐渐意识到跨大西洋关系并不会因拜登的上台而如己所愿的那样“重回正轨”。

拜登在竞选期间对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全力承诺，决定了其无法成为如欧盟所愿的“自由贸易信条”的忠实执行者。因此，拜登时代的欧美经贸关系极有可能如特朗普时代一样矛盾尖锐且摩擦频繁。

更令布鲁塞尔方面忧虑的是，即使在双方核心利益重合度较高的遏制中国对西方“技术霸权”——尤其是“数字技术霸权”挑战的层面，欧美之间在诸如如何引导数字产业有序发展以及如何保障网络安全方面仍然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乃至对立。

欧委会于12月15日颁布的，旨在限制以“FAANG”为代表的美国互联网巨头之“不公平市场竞争行为”的《数字市场法》（DMA）与《数字服务法》（DSA）就是上述分歧的最新例证。

正是基于跨大西洋关系无法在拜登时代“大幅反正”的预期，布鲁塞尔的最高决策层方才在内部纷争尚难止息的情形下，继续一力独行地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在年内的落地，以期借此最大限度地对冲欧美关系“难返正轨”给欧盟核心利益所带来的战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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