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安岳一家庭生育第8孩被征收166万社会抚养费一案，经界面新闻报道后引发热议。

2020年12月26日，界面新闻联系到当事人刘某华，他讲述了自己生活的背景和婚姻情况，以及生育多孩的考量和经过，希望能得到酌情处理。

刘某华称，这8个孩子和现任妻子没有关系，而是其与前妻所生。8个孩子中有一个由别人收养，其余7个孩子都由他和现任妻子抚养，5个孩子尚在读书，家庭负担沉重。

界面新闻此前报道，刘某华与时任妻子从1990年代到2010年，陆续生下了8个孩子。2019年3月11日，安岳县卫健局依据2014年修订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对其生育第6孩、第7孩和第8孩分别征收社会抚养费278400元、718080元和1666560元。合计征收金额高达2663040元。

当安岳县卫健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安岳县人民法院认为三份《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明显错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条件，裁定不准予执行。

刘某华于1971年出生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化龙乡农村，是家中的长子，后面两个妹妹。他告诉界面新闻，由于家中自己这一辈只有他一个儿子，劳动力不足，自己结婚后一直希望有个儿子，这也是父母的愿望。

1990年代，刘某华与邻村的方某某结婚。1997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但刘某华不甘心，与当时的妻子冒险生下了第2胎，但又是个女儿。二女儿一岁时，不幸罹患脑膜炎，身体留下残疾。于是，这对夫妻计划再生一个，但第3胎还是个女儿。他们继续生下了第4胎和第5胎，但又都是女儿。

这个家庭决定再赌一把。2006年10月，方某某怀上了第6胎，这次是个男孩。2009年4月，方某某生下了他们的第7个孩子，这个家庭又添了一个女儿。刘某华觉得压力很大，便和当时的妻子商量，将这个孩子送与他人收养。但很快，方某某又怀孕了。

2010年4月，这对夫妻迎来了他们的第8个孩子，也是第二个男孩。至此，这场生育性别赌注才停下。

2016年，刘某华与方某某离婚。提及离婚原因，刘某华称是与原岳父家庭关系不睦，具体详情不愿多谈。他自称，离婚后孩子都是自己抚养。2018年，他与现在的妻子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

刘某华说，早些年他一直在家务农，后来学着开挖掘机赚了些钱，经济状况稍微好转，才重新修了房子。2015年，他买了一台挖掘机，但后来因为需要用钱卖掉了。现在，他在家附近给别人开挖掘机，有时候也在建筑工地打零工。

虽然家里很希望生到男孩，但他表示并没有嫌弃女孩，留在身边的七个孩子都一视同仁，尽力供养孩子们念书。现在，大女儿已经结婚，二女儿由于带有残疾，留在姐姐身边找了份轻松的工作，其余的5个孩子都还在学校读书。

眼下，第3个孩子读大学一年级，第4个孩子读高三，第5个孩子读初三，第6个孩子读初二，第8个孩子读小学五年级。他说，目前主要的开支在孩子身上，读大学和高中的两个孩子，每月各自需要生活费1000多元；两个读初中的孩子每月共计六七百元；最小的孩子每个月也要一定花销。这还不包括读高中和大学的学费以及其他家庭开销。

刘某华说，由于两个妹妹已经嫁出去，现在父母也由自己赡养。“父亲已经瘫痪在床，每个月都需要支付医药费。”2020年9月，父亲旧病复发住院，他已经申请了低保，但由于违法计划生育政策，尚不清楚能否获批。

对于自己的“超生”行为，刘某华表示已经意识到违反计划生育，此前也缴纳过一部分社会抚养费，但具体金额他记忆不清了。他说，后来高达200多万的社会抚养费让他“人都要崩溃了”，“就是20多万对我都是天文数字”。

安岳县拱桥乡政府计生办负责人此前透露，这起案件拖延数年，让当地政府陷入尴尬，三任计生办主任和一位分管领导因此都受到处分，“缴这么多钱他确实有困难，但他违法了我们又不能不处理。”

安岳县卫健局政策法规股负责人表示，由于此前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被法院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三份征收决定书已被撤销。目前该局正依据新修订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重新作出征收决定。

此前报道：

夫妻生8孩10年后被征社会抚养费 最后3孩共征266万

2020年12月23日，界面新闻报道四川省安岳县一对夫妻因生育第7个孩子后被征收71万元社会抚养费，引发热议，随后此个案更多内情也被披露出来。

界面新闻最新获得的材料显示，刘某华夫妻在2009年生育第7个孩子后并未停止，第二年其妻又生育了一个孩子，即第8孩。2019年3月，安岳县卫健局决定对其生育第8孩征收社会抚养费1666560元。而他们此前生育第6孩的行为也被征收社会抚养费278400元。

2020年12月24日晚，安岳县卫健局政策法规股负责人向界面新闻确认，刘某华与妻子共计生育了8个子女，卫健局此前已对其生育第6孩、第7孩和第8孩的行为分别作出三份《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由于被法院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三份征收决定书已被撤销。目前该局正依据新修订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重新作出征收决定。

生育第8孩再被征收166万元

界面新闻记者看到的材料显示，刘某华和妻子于2006年10月18日生育第6孩、2009年4月21日生育第7孩、2010年4月22日生育第8孩。

2019年3月11日，安岳县卫健局依据2014年修订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对着生育这三个孩子的行为分别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其中，生育第6孩的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278400元；生育第7孩的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718080元；生育第8孩的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1666560元。征收决定书一并告知其有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这意味着，三份《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合计征收金额高达2663040元。

2020年9月1日，安岳县人民法院同日分别针对三份《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作出裁定书。裁定书显示，2019年3月21日，经刘某华和妻子申请，安岳县卫健局同意其分期缴纳，但第一次缴纳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未按期缴纳。

此后在2020年3月26日，安岳县卫健局又作出“安卫健催字拱桥乡[2020]第0001号”“安卫健催字拱桥乡[2020]第0002号”和“安卫健催字拱桥乡[2020]第0003号”三份《社会抚养费催缴通知书》，通知刘某华于2020年4月30前全额缴纳剩下的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但刘某华逾期未提出申辩，也未主动缴纳罚款。

2020年5月8日，安岳县卫健局向安岳县人民法院申请对刘某华及其妻子强制执行，但法院审查发现材料不完善，将材料退回让其补充。2020年8月28日，安岳县卫健局再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随后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不过，安岳县人民法院认为，安岳县卫健局于2019年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行政行为，依据的是2014年修订的《四川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但在此前的2016年，《四川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已第六次修订并实施。法院认为，安岳县卫健局2019年作出这份征收决定所依据的计生条例，已于2016年新修订的条例实施后废止。

“申请执行人既未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施行的法律法规，也未适用最新修订的法律法规，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关于新旧法律规范的使用规则第（二）项的精神，应当适用新的法规对被执行人作出征收决定。”裁定书写道。

法院裁定最后认为，安岳县卫健局作出的涉案《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属于适用法律、法规明显错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规定，对三份申请均不准予执行。

卫健局：将严格依法重新征收

对此，安岳县卫健局政策法规股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刘某华与妻子共计生育了8个子女，其中有两个是儿子。生育8个子女的行为均发生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前，因此按照当时的法律，除第一个孩子外，对其余7个子女的生育行为都应征收社会抚养费。

他介绍，由于第2孩和第3孩生育的时间较早，当时已经被征收过社会抚养费，此后，拱桥乡计生办有关刘某华的资料在几次洪水中损坏，所以无法确定第4孩和第5孩的生育行为是否被处理，因此，2018年11月对刘某华调查时，暂时未对其生育第4孩和第5孩的行为进行处理，只对其生育第6孩、第7孩和第8孩的行为，根据2014年修订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分别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按照2014年修订《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不符合规定再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计征基数的6倍至8倍征收；不符合本条例规定再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逐胎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该条例还规定，社会抚养费的计征基数，分别以子女出生上一年或者发现违法生育行为上一年，农村人口所在县统计部门公布的人均纯收入，或者城镇人口所在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收入超过当地平均水平的，超过部分按1倍至2倍征收。

一位长期关注社会抚养费的法律学者告诉界面新闻，按照征收社会抚养费相关法律的认定标准，每“超生”一个子女，算一次违法行为，应单独对每一次违法行为做出处理，因此会单独作出一份《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许多地方还规定，每“超生”一个孩子，还应该在前一孩的征收标准上翻倍。

上述负责人介绍，当时他们是严格按照2014年修订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征收基数，对每个孩次的生育行为计算出征收金额，但并没注意到适用法律是否恰当。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裁定不准予执行后，他们才意识到适用法律错误。安岳县卫健局尊重法院的裁定，已经撤销了此前的征收决定书。

他介绍，社会抚养费属于行政征收，不是行政处罚，因此不受《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约束，还应该继续征收。接下来，安岳县卫健局将会按照最新修订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严格依法重新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

这位负责人透露，刘某华家境“非常一般”，缴纳这笔社会抚养费确实存在困难。他也注意到网络上对征收“天价”社会抚养费的质疑，感到“压力很大”。他表示，计划生育政策并未废除，国家法律依然未修改，基层单位除了切实执行政策，并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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