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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西方学者在这里落脚，通过访谈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了解“红色中国”。80年代后，这里接待了不少大陆学者，越来越多香港本地学者也通过这个学术桥梁走近中国大陆。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敞开大门欢迎各地学者，设法在中国信息审查越来越严格的时候保留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空间。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一个被誉为“中国研究麦加”的地方。

然而，该中心目前面临“重组”的命运，中文大学称将其并入大学图书馆管理， 是为了“提升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现有服务，将其收藏的资料更广泛地提供予本地和国际学者使用。”

但一些学者担心，这将导致该中心丧失其独特魅力和优势，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是一大损失。

成立于1963年的中心有系统地收集有关当代中国的资料，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地方公报、统计年鉴、期刊和官方出版物，包括大量有关1949到1976中国政治运动的资料和许多在大陆备受争议的纪录片等极有价值的收藏。

该中心首位主任、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 对重组消息感到伤心。他对BBC中文说，该中心在过去30多年里，一直是香港中文大学“王冠上的一颗宝石”，而新举措意味着该中心面临“可悲的消亡命运”。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如何“重组”

在回应BBC中文查询时， 中大称将“重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把现存馆藏“作为一个命名馆藏，整合至中大图书馆中”。 和图书馆下的中国研究中心合并，并称“重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因为受到外部压力影响的传言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回复还说，大学将会通过数码技术，将其馆藏进行数码化，并以专业技术保存原始及罕有历史资料。相关工作将由中大图书馆和其下的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支援。纪录片放映和研讨会也将由这两个机构支援。

目前尚不清楚“命名馆藏”将以何种方式排列和摆放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各类收藏原件；如何保证在整合过程中不会遗漏任何珍贵资料；是否允许来访者查阅一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资料；查阅者的隐私如何得到保障；以及在组织纪录片放映和研讨会过程中如何选择导演和与会者等等。

有近60年历史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原名“大学服务中心”，由研究中国大陆的西方学者成立，于1988年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目前运作相对独立。近日过世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教授曾担任该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

孔杰荣教授说，“它(USC)不仅是一个研究中心，还是中国独立学者与香港本地人和外国学者见面交流思想的地方，并入大学综合图书馆以后，将无法再担起这一重要角色。”

他还说，“预计今后接触到该中心宝贵藏品的机会将受到限制，不受欢迎的学者会被排除在外。该中心的研讨会和其他项目要么被取消，要么只允许获得批准的学者参加。”

BBC中文就如何解决相关忧虑致信该中心主任赵志裕和李磊（Pierre Landry），至截稿未收到回复。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首位主任孔杰荣

学者担忧成“毁灭性损失”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目前对外开放，学者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即可进入中心翻查资料。来访者可以自己查阅或寻求管理人员的帮助。

该中心的分类和排架与一般图书馆不同，是按照研究主题及地区进行。比如在社会、法律、经济、农村、外交等 25 个大类之下，按图书主题再细分为500多类，之后再按省、市、县分类。这对于想寻找某一类别资料的学者来说非常方便。

但整合至大学图书馆后，这些优势可能丧失。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裴敏欣对BBC中文说，过去他在该中心花上一周时间，就能够得到所有要找的资料。而一旦中心解散，这种可能性将会荡然无存。“对我来说，就不得不多次往返哈佛、斯坦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和密歇根。”

“很少会再有国际学者来到中大。收藏将会分散，甚至消失。中大将不再被视为全球汉学研究的顶尖学府”，裴敏欣说。他认为，重组计划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将是一个毁灭性损失。”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部分收藏

中心的独特收藏与优势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之所以被誉为“中国研究的麦加”，与其独特的收藏紧密相关。

该中心收藏的范围以1949年后中国的国情、民情为主，比如从1949到1976中国政治运动的资料，包括大量有关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上山下乡等史料和著作。与党史、地方史有关的资料从民国中期开始，地域覆盖省、市，甚至县级。

主要收藏的资料包括：从50年代初至今的省级及全国性报纸和期刊；始于50年代初的重要杂志，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月刊《红旗》（后改名《求是》）等；中国全国、省、市级年鉴和统计资料；覆盖到乡镇级别的地方志；中、英文中国研究专著，尤其是地区研究资料等。目前藏书超过 12 万册。

裴敏欣说，根据他的经验，“世界上没有其他顶尖大学拥有类似收藏。”

除此之外，该中心还收集了7千多册回忆录、传记、口述历史、日记和照片，包括公开及自费印刷的出版物；以及400多部反映社会现实及口述史类的纪录片。其中许多纪录片曾在大陆备受争议，或无法在公开院线上映。

值得一提的是，该中心还收藏了罕见的新华社《内参》（内部参考），覆盖过去中国军队军级到师级单位的众多史料。《内参》全称内部参考，只供特定级别的官员阅读，以便及时了解民情动态。

曾在该中心做过研究学者的有澳大利亚首任中国大使Steve Fitzgerald 、在中美早期接触时曾任基辛格助手的Dick Solomon、香港总督卫奕信爵士（Lord Wilson of Tillyorn ）等。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邀请学者的标准并不强调知名度，既邀请过历史学家秦辉、国际冷战史专家沈志华等知名学者，也邀请过民间研究者胡伯威、刘宗秀等。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称这里是“新思想、新学术、新人生态度的孵化器 ”，是真正属于学者的“学术家园”。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门口

是否受《国安法》影响引猜测

广受争议的香港《国安法》生效即将满半年，该中心的重组命运是否受到该法影响，引发多方揣测。

在这半年中，香港学术界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在香港的学者表示担心学术自由受到影响，正在认真考虑是否离开香港到别处做研究。也有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表示，对于今后是否来香港做研究需要慎重考虑。

《国安法》6月30日生效后，香港中央图书馆称“将复检某些书籍的内容是否违法”，而下架前“香港众志”组织核心成员黄之锋、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和岭南大学中文系前助理教授陈云的书籍。这一举动引发争议，不少人担心寒蝉效应到来。

裴敏欣教授认为，《国安法》“间接影响到”中大对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举措。

他对BBC中文说，“这一法律最糟糕的一面是，制造恐惧和不确定性。谨慎的人，比如中大内部的人士，可能会采取过度措施，以避免违反法律。尽管USC是学术机构，那些想要远离麻烦的人总有动机关闭它，这样他们就消除了一个政治风险来源。当然，中大的学术自由和声誉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六十年代来香港的中国难民

长久的意识形态阴影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建立之初就被蒙上意识形态的阴影。其早期的许多资金支援来自美国各大基金会。英国殖民政府曾怀疑该中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观察中国而设立的前哨。

据孔杰荣教授说， 就在该中心成立前的一年，大批中国难民获准越过边境进入香港。一些西方学者通过与这些难民接触了解中国。傅高义在该中心成立40周年时曾回忆，当时与这些大陆移民访谈颇为敏感，许多人害怕来到中心会被看成是某一派别的势力，而一些香港官员也要求避免可能引起反共嫌疑的举动。

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许多基金会相继撤走，该中心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从九龙的旺角搬到该校图书馆侧边。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开始使用中心的资料。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该中心又受到来自香港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的压力。

被称为“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建民曾担任该中心的主任。他被一些中国媒体机构怀疑以中心名义收取来自美国的资金设立项目。陈建民后来因担心自己的政治参与影响机构的发展，决定辞去主任一职。

孔杰荣说，该中心一直设法抵抗压力，才得以为研究学者保存一个自由讨论和研究的空间，但“《国安法》的颁布和中大领导近期态度的转变，使情况大为不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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