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人工智能领域的“曼哈顿计划”——DeepMind创始人戴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2010年这样形容他的公司，我是它的第一批投资人之一。那时我以为，哈萨比斯提出了一种夸张的比喻。但我应该把它当成一个直白的警告，因为，那些在保持密切关注的外国资本，就是这么看的。

如今将近十年过去，DeepMind成为谷歌人工智能开发皇冠上的宝石。它在东亚引起了强烈兴趣，尤其是2016年3月它的AlphaGo软件项目在围棋这个古老的策略棋盘游戏上击败冠军李世石(Lee Se-dol)后。

虽有这样的功绩，持续时间已经比原曼哈顿计划长出三倍的DeepMind，距离其核心目标——创造可匹敌或取代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似乎还是很遥远。但终于开始明确的是，和之前的核裂变一样，当今创造的机器学习工具的首批用户将是将军，而非棋盘游戏策略师。

人工智能是一项军用技术。忘掉科幻的空想吧；实际现有的人工智能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在计算机视觉和数据分析这类相对平常的任务中的应用。虽不如弗兰肯斯坦的怪物那般神秘，但这些工具对任何军队都有价值——比如获得智能上的优势，或在相对较新的网络战场上冲破防线，我们已经生活在一种相当于一场多国热战的环境中。

毫无疑问，机器学习工具也有民事用途；人工智能是个很好的“双用途”技术的例子。但这种对人工智能二义性的常理认知，却从强调“人工智能”对阵全人类这一单一化叙事中奇怪地缺失了。

人工智能有军事力量，这个简单的理由可以解释美国领先的软件公司谷歌近来的行为为何令人震惊——在中国开设一家人工智能实验室，却终止了与五角大楼的一份人工智能合同。如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国防部长阿什·卡特(Ash Carter)上月所指出的，“如果你和中国共事，你不会知道你是否是在从事一个军事项目。”

无需通过细致的调查对此进行确认。只需稍看一眼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宪法：习近平增加了“军民融合”的原则，规定自2017年起，在中国所做的所有研究都必须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享。

就在同一年，谷歌决定在北京开设一家人工智能实验室。据开设实验室的高管李飞飞表示，实验室“专注于基础人工智能研究”，因为在一个“AI没有国界，AI福祉亦无边界”的世界里，谷歌是“一家人工智能优先的公司”。所有这些本身就是“人类”的一次“巨大转变”。而在美国，一场普通员工的反叛致使谷歌去年6月宣布，放弃与五角大楼的马文项目(Maven Project)这份人工智能合同。对于这两项决定，能想到的最客气的评价大概就是天真了。

一个用“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给本国互联网竖起边界的国家，谷歌怎能用“没有边界”的措辞，作为与它共事的理由？这种思维方式，只适合用在受到百般呵护、与世隔绝的谷歌北加州园区里。硅谷的这种常被称为“世界主义”的态度，还不如看作是极端化的本位主义，一片对其他地方的问题无知无觉——也不感兴趣——的世外桃源。

对中国有一点点好奇心会很有帮助，因为中国共产党毫不惮于袒露它确立统治地位的决心，尤其是在对科技的利用方面。当然，任何关注和质疑共产主义路线的美国人都会被共产党指责有“冷战思维”——但这种指责本身的前提是目标受众要健忘且缺乏好奇心。

自1971年以来，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领导人的冷战态度，一直是一种温和的纵容。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这意味着支持中国对抗更大的对手苏联。非常奇怪的是，这种放任政策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继续存在，甚至加深了。

冷战结束几年后，美国领导人开始像对待西德和日本那样对待中国。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为了支持这两个盟国，我们容忍了令我们痛苦的贸易逆差，我们有战略上的理由这样做。至于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对中国的建设，美国的宽容本来理应促使它实现自由化。然而事实上结果是我们的工业基地被转至一个海外对手那里。

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思维”的幽灵从未消失过——尽管它无疑已经说不通了。直到最近，在去年习近平实际上宣告自己有可能成为终身领袖这一决定的促进下，唐纳德·特朗普成为自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来第一个关注并正视中国现实的总统。

硅谷并非唯一不关注地缘政治现实的地方；华尔街的一些人急于为谷歌的天真找借口。这一时机并非巧合；就在本周，美国官员在上海与中国同级别官员会面，谈判一项贸易协议。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另一面是美国的巨额经常帐赤字。我们汇到国外、但没有被用来为美国购买商品的美元，肯定得流向某个地方，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纽约的货币中心银行购买金融资产。由于打破这种不平衡是对利润的威胁，华尔街更愿意在交易中让步，同时让谷歌的股价保持在高位。

但银行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经验并不具有代表性。给华尔街带来资金流的贸易赤字，夺走了中等劳动者的工作和议价能力。

自1970年代以来，工资水平一直停滞不前。1971年后的全球化时代和1945年后的世纪中繁荣之间的区别，就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崩溃：华尔街和硅谷这样自守、本位的地方非常善于为自己牟利，他们的同胞却陷在停滞不前的经济之中。

1950年代有句套话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是对国家有利的”。谷歌并没有这样的声张，毕竟显然不是那么回事。而谷歌的说法是，它“尽最大努力让更多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这个标准实在太模糊，无法对其进行任何挑战。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他们谈论造福世界，本质上是在逃避对国家利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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