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北京答应香港在「一国两制」安排下最终可以实行普选，然而北京食言了。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简称831决定），其中规定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方法分别是：提名委员会人数为1200人，按原有四大界别选出；特首参选人须获得半数委员提名；委员会只能选出2至3名候选人。

这是当代香港政治命运的转捩点，此3项被称为「落三闸」的「831决定」，虽允许所有香港公民选出下一任行政长官，但它隐藏的明堂是，满是亲中派的提名委员会将替北京严格把关特首人选，意即北京对于香港的行政长官人选依然拥有最终决定权，泛民代表在提名阶段「入闸」的可能性为零。

为什麽香港人要「争普选」？

「普选」事实上是北京对香港白纸黑字清楚写下的法律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的选举制度应循序渐进向普选方向改革。因此港府2007年、2008年及2012年曾相继「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提议，其中2012年落实了一部分改革措施，但尚未达到普选的目标。

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宣布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立法会选举也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831决定」意味着北京食言

然而2014年北京做出「831决定」所传达的讯息是，香港无法实施「真普选」，仅能实行「有限民主」，特首永远只限于「爱国爱港人士」。这再度阻断香港人推动选制改革的道路，「雨伞革命」随之爆发，不少年轻人的命运因此转弯，走上街头、呼喊「争普选」。

香港立法会的亲民主派议员于2015年6月力阻「831决定」成为香港法律（政改方案），因此2017年的第五届行政长官选举沿用旧制，由一个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决定，亲北京的林郑月娥以66.81%得票率当选。

《纽约时报》（NYT）指出，一些香港中间派人士与西方学者表示，「831决定」可能有助于推动民主，这整个决定对香港来说可能没那麽遭。另有学者认为，儘管依此决定举办行政长官选举的话，2至3名特首候选人都会是亲北京立场，但这些候选人为了争取香港市民的支持，在竞选期间可能会变得不那麽倾向北京，也可能会互相竞争，做出更多「民主承诺」，从而赢得大多数民众的选票。

5周年前夕的830大抓捕

5年后的现在，北京意志左右香港政策的程度加深，香港面临「一国两制」变成「一国1.5制」的危机，特别是香港当局6月执意迳自审议《逃犯条例》，爆发「反送中」抗争运动，上百万香港市民再度走上街头，大规模罢工、发起干扰地铁与机场等公共交通系统的「不合作运动」。

今年，香港民运组织想在「831」举行一场大规模游行，却遭到香港当局拒绝发放许可证。8月30日，香港民族党前召集人陈浩天、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副秘书长周庭、沙田区议员许锐宇、立法会议员郑松泰、港大前学生会长孙晓岚等6人，分别因不同指控被捕。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表示，无法保证参与人士安全，只能取消「831大游行」。但市民仍可能以其他方式进行抗议，《纽时》指出，830大抓捕将示威者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再升级，831这天一旦有集会举行，暴力冲突上演的可能性很高。

831仍有法律效力？现在北京还会支持此决定吗？

《纽时》分析，北京5年前所做出的「831决定」是种妥协，那时习近平刚掌权不到2年，仍在巩固权力的阶段，北京希望给予香港「有限度的普选」，进一步满足港人对民主的要求，并阻止示威者上街佔领中环──儘管这企图完全失败。

北京与香港的政局在那之后都出现变化，香港的抗议者更愿意诉诸暴力；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积极拓展权力，取消自己的任期限制，在军事与国安部门安插信任的人马，展开「709大抓捕」剷除异己，中国网路上被「和谐」的词彙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脉络下，香港「本土自决派」的崛起令北京非常不舒服。

面对香港溷局未解，民主派人士仍希望北京方面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条件。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表示：「我希望北京能知道，让步其实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展现大国风范。」不过，中国不乏对香港政策持保守、强硬态度的人士，这些人也开始质疑，北京当局是否还有向民主派让步的需要，比如允许由北京控制候选人的普选。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说，由于人大常委会从未撤销过「831决定」，因此它仍是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理论上依然适用于香港。但他也表示，「我完全不认为『831决定』会被民主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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