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来，英国两任首相先后在香港问题上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不失时机的借香港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喊话，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民望更是随着香港局势变化而一路上升。在香港反修例风波的效应外溢之后，来自中南海「红牆」之内的声音迟迟未有传出，关于香港的局势判断，关于特首林郑月娥的近期举动，关于国际舆论对香港的表态，中央是何态度备受关注。

上周二（9月3日），在被认为是向香港示威运动「摊牌」的国务院港澳办记者会的同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会议上发表了以「斗争」为主题的讲话，将港澳台工作列入「斗争」事项。宽泛而言，这算得上是香港反修例风波以来，习近平首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涉及香港的言论。

以最直观的感受理解习近平这番讲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所谓对港澳台工作的「斗争」正是针对当前香港的示威运动表态。在这背景下，习近平点名港澳台又着实是一个警示，对香港来说，确实需要一个理解所谓「斗争」的解释。但是港人也不需紧张，首先，处于中国政治体制中心的习近平，「斗争」对象不会是如此狭隘的含义，更多的是针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变局」局势，而非单独一个香港。其次，结合林郑月娥上周三（9月4日）正式撤回修例的一系列举动以及港澳办历次记者会的内容，北京仍然支持「一国两制」，希望港府与「和理非」和解，这些争取广大香港市民理解的信号，比斗争信号更加明确。



结合林郑月娥上周三（9月4日）正式撤回修例的一系列举动以及港澳办历次记者会的内容，北京仍然支持「一国两制」，希望港府与「和理非」和解。（资料图片／卢翊铭摄）

中央盼与港人「化干戈为玉帛」

有熟悉中国政治的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所称的「斗争」绝不是针对香港民众，不是针对广泛的「和理非」示威群体。就在习近平发表「伟大斗争」讲话的同日，港澳办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明确指出，「参与游行集会的大多数市民，包括年轻学生，不管他们是基于什麽原因，也不管他们想表达什麽样的诉求，只要是依法以和平方式参与游行集会，只要是符合『一国两制』原则，都是法律允许的。」也即是说，只要不以激进暴力挑战「一国两制」的示威游行，都是北京接受的，而北京承认香港问题的「变质」是少数暴力分子造成的。因此，北京不会因市民上街游行就要「斗争」，相反，北京表明「游行集会是《基本法》赋予香港居民的自由」，正是在香港局势步步升级的定性基础上，安抚广大香港市民，试图打消他们的担忧及疑惑情绪。



港澳办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明确指出，只要不以激进暴力挑战「一国两制」的示威游行，都是北京接受的。（资料图片／新华社）

再从上周三林郑提出「四项行动」以回应示威者来看，它们聚焦由这场风波暴露出来的土地供应、贫富悬殊、年轻人的机遇以及参政管道等关涉香港社会民生的议题，可以看出林郑希望与「和理非」大和解。当然，这也是当前她试图「化干戈为玉帛」的政治方案，自然也没有超出北京的接受范围。

虽然过去几个月没有来自中共高层的声音传出，但从港澳办及外交部的回应也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自始至终，从北京传出来的声音，主轴就是「止暴制乱」，显然，在北京的意识里，至少在当前，面对香港局势，不是製造问题而是解决问题，如此看来，「斗争」更加不符合北京的思维。如果北京真有心以「斗争」思维解决香港问题，也就不会在香港乱了三个月、在北京判断香港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时刻，仍然保持怒而不动。相反，从港澳办的历次讲话中可以看出，北京是希望依靠香港自身之力去自我「救赎」的。



如果北京真有心以「斗争」思维解决香港问题，也就不会在香港乱了三个月、在北京判断香港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时刻，仍保持怒而不动。图为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庆祝活动。（资料图片／梁鹏威摄）

由此观之，北京既无对港斗争思维，也无意对香港广大市民「斗争」，从「一国两制」的角度来说，代表中央政府无意对自己的特别行政区进行「斗争」。香港人此时要有一个政治判断，儘管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香港更加倾向西方，但现实却是香港已经回归二十二年了，香港和内地，香港市民与中国民众，是唯一的利益共同体。这个道理习近平十分清楚，如果对于这个逻辑有了了解，港人也就毋须担忧习近平谈「斗争」是否针对香港。

那麽习近平为何会在此时强调「伟大斗争」，又明确的把港澳台工作列入其「斗争」范围之内呢？如果一定要将「斗争」的对象具象化，习所称的「斗争」有可能是针对想要借此时机寻求推动「港独」的人士、示威活动中的暴力分子，以及在此事件中扮演推波助澜角色的「外部势力」。

斗争的对象是局势是风险

习近平「斗争」的真正对象，是当这个世界不断趋向分裂的「百年大变局」，是世界主要国家保守主义盛行的大趋势，是中国自身发展中所面临的风险，是那些「灰犀牛」和「黑天鹅」。



习所称的「斗争」有可能是针对想要借此时机寻求推动「港独」的人士、示威活动中的暴力分子，以及在此事件中扮演推波助澜角色的「外部势力」。图为9月8日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集会及游行。（资料图片／卢翊铭摄）

中共的出身是革命性政党，其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将「矛盾斗争」作为世界的普遍规律看待。这就决定了在中共自建党、革命、建政近百年的话语范式中，「斗争」这个词从来都不曾缺席。但相比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到邓小平时代转向经济建设充满「斗争」色彩的改革魄力，再到习近平时代，如今的「斗争」已绝不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用攻击去製造问题的「斗争」，而应是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崛起，应对局势的一个方法论。

回到这个名为「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的报道中，习近平对「斗争」的完整表述是，「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愈来愈複杂。」从这个表述来看，对「港」的斗争还嵌在港澳台工作之中，而港澳台工作也仅是若干领域的一部份，显然这不是针对某一具体对象或者单一领域的斗争，更明确的讲，习近平要「斗争」的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矛盾与挑战。例如在经济上与中国经济转型中出现的困难作斗争，在政治上与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在生态上与重大的自然灾害作斗争。当然，在港澳台工作上，也有与「一国两制」中出现的制度问题作斗争的可能。

当下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最能展现中共所称「斗争」的案例，但恐怕中共所讲的「斗争」不仅是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国际规则的制定，这只是斗争的第一层面，习近平所要的是向美国遏制中国所造成的当前时局作斗争，是习近平预判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对阻碍中国崛起的挑战作斗争。

其实要理解习近平时代的「斗争」，从时间轴的方法去看或许更加清晰。习近平曾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一句话，我主持起草工作时就主张要写上去，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句话涵义是很深的。可见，所谓的「斗争」是早在习近平上台就已经作出规划，至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将「伟大斗争」与「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并列；去年12月中共政治局的一次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大段强调了「斗争精神」和「斗争意志」，还称，「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干部放到重大斗争一线去真枪真刀磨砺」。至今次，将「斗争」对象具体化在多个领域。从这个时间线来说，「斗争」具有一以贯之的规划性，也是随着习执政不断丰富与完善的。

要更全面理解「斗争」的含义，有必要将其与另一个词「奋斗」联繫起来。习近平出席这个培训班的讲话主题是「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从字面意思可以看出，前半句与后半句是有着承接关係的，而习近平在讲话中也明确点出「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由此更可以清晰看出，所谓「斗争」是应对时局的一个手段、一个方法论，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是结果，这里突出「斗争」，仍然是想强调中国面临的局势与机遇。

习近平所说的斗争也不仅是动态意义上的「斗争」，还包括中国官员队伍应具有面对挑战的「斗争意识」、「斗争精神」。更明确的说，习近平在调动中国的官员队伍，要他们在既有的民族复兴规划之中展现朝气的奋斗精神，在面对内外矛盾与挑战中展现出区别于西方政客的那种使命感与担当，这当中有习近平作为「红二代」的个人性格色彩，也是其对中国官员队伍的一种理想要求。当然，在香港当前局势之下，北京显然也希望港府能不畏困境与挑战，展现出「斗争」的精神面貌，找到合适方案，使香港回归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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