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

《大西洋月刊》丨解构美国保守派黑人大法官托马斯

作者：迈克尔·奥唐奈（Michael O’Donnell）

编译：孙竞超

法意导言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戈萨奇和卡瓦诺两名保守派大法官送入最高法院，保守派在由罗伯茨首席大法官担纲的法院内逐渐确立起了自己的优势。即便如此，保守派法官之间也并非总是立场一致，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黑人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就是其中最为特立独行的一个，他就常常因为自己的反动法律哲学（reactionary legal philosophy）立场和绝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而成为孤独的异议者。在审判过程中，托马斯大法官常常不苟言笑，不置一词，让人们摸不清他的想法，在同事和法院以外的人们看来，这位法官俨然就是一道令人费解的谜题。本文是迈克尔·奥唐奈（Michael O’Donnell）发表在《大西洋》（The Atlantic）九月刊上的书评，文章以科瑞·罗宾（Corey Robin）的传记《谜：克拉伦斯·托马斯》为主线，兼及托马斯大法官的自传及其他传记作品，为读者呈现了这位备受争议的保守派大法官的形象，其间也不乏奥唐奈这位“解谜者”对于大法官本人是非功过的批判性思考。奥唐奈是芝加哥地区的一名律师，曾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国家杂志》等刊物发表过文章。

克拉伦斯·托马斯和布雷特·卡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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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谜：“人人都爱的托马斯”vs.“一个难以理解的人”

书评开篇，奥唐奈就为读者揭示了托马斯大法官不为公众所知且着实出乎意料的一面——在与法院同事们的日常交往中，他是“人人都爱的托马斯”。与毫不妥协的公众形象和在庭审中近乎静默的表现大相径庭，托马斯为“朴实无华的大理石门厅”增添了许多欢乐。与他的多数同事不同，托马斯总是能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无论这个人是守门人还是其他法官的助理；无论是工作还是看球赛或赛车，他总能交到牢靠的朋友，并乐于邀请人们去他的办公室畅聊，而且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他的欢声笑语经常充盈着法院的走廊；他也会在庭审过程中递出一些看上去“傻乎乎”的便条——奥唐奈引用法律分析家杰弗里·图宾（Jeffrey Toobin）在2007年写下的话，称托马斯大法官有着“溢于言表的好脾气”，“人人都爱”。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活泼的大法官，同时也成了摆在众人面前的一个“谜”， “这份活泼表明，读懂这个将法官作为职业的人就像是在研究野兽派艺术”。在奥唐奈看来，这位当前法院偏保守法官中最为保守的大法官，想把所有美国人带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显然不可能；在书写司法意见时，这位法官一改平时的一团和气，“不愿妥协，常常无法吸引哪怕是一个同事投自己一票”，只能自己为自己撰写一份异议或协同意见；他也曾经历在奥唐奈看来是“任何现代美国公仆所经历的最为煎熬的确认斗争”，因其特殊的族裔背景和社交经历，这场斗争注定是一场“将种族、性和权力置于国家聚光灯下的严峻考验”。尽管托马斯最终“渡劫成功”，但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对其提出的性骚扰指控不仅差点毁了这位法官的名誉，也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托马斯对此事耿耿于怀，在2007年撰写的回忆录《我外公养大的儿子》（My Grandfather’s Son）里，他仍将自己的许多敌手称为“惺惺作态的狂热分子”“道貌岸然的白人”，并称希尔女士为“我最叛逆的对手”。

至此，我们看到了一个颇为分裂的托马斯大法官形象：复仇政治、仇敌清单与和蔼可亲并存。作为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的第二位非裔大法官，很多人将托马斯视作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大法官的当然接班人，然而托马斯偏偏不走寻常路，反对绝大多数防止歧视或帮助少数族裔的政策，他不喜欢族裔融合的想法，甚至似乎也反对废除种族隔离，还可能主张对犯罪分子实施严刑峻法。奥唐奈将其描述为“克拉伦斯·托马斯的矛盾”，法官本人则成了“一个难以理解的人”（a baffling figure）。在他看来，托马斯最为匪夷所思之处乃是他的“抽象”，他的极端原旨主义立场要求严格按照1789年制宪者们所做的那样解释宪法。——对此，奥唐奈坦承自己很难换位思考，着实想不通，为什么在制宪者们将奴隶制写进宪法的情况下，一个黑人还会作此主张？

二、解谜：缘何反动又保守

奥唐奈心中有一个关于托马斯法律哲学的“谜”，而政治科学家科瑞·罗宾的新书《谜：克拉伦斯·托马斯》（The Enigma of Clarence Thomas）则成了他解谜的锦囊。

图为《谜：克拉伦斯·托马斯》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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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唐奈首先抛出了罗宾的判断：托马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对于黑人民族主义的沉浸感深刻地塑造了他的保守主义立场。从这一源头出发，罗宾揭示了托马斯的“日程表”——坚信自我成就的力量，秉持分离主义态度，希望广大黑人能够不依靠白人而获得成就，进而实现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传统之下的自决。正因如此，他拒绝承认那些旨在帮助黑人的法律和项目，将白人家长主义和随之而来的羞辱视为黑人进步路上的最大阻碍，主张“最好的前路乃是从头来过，而不是笨拙弥补”。托马斯自认为找到了一条比自由派大法官们更好的“帮助我的人民”的方法，并因此强力回击了白人评论员对他为黑人进步事业服务的质疑。正因为认识到了托马斯的这种行为逻辑，奥唐奈评论认为罗宾在传记中对于托马斯大法官的认识可能有些夸张，略失偏颇——罗宾认为托马斯甚至能从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劳法中读出些许价值，进而将托马斯本人描述为一位可能支持奴隶制的法官，而在奥唐奈看来，至少从2003年“弗吉尼亚诉布莱克案”（Virginia v. Black）的独立异议意见中可以看出，托马斯只是在为黑人谋求一条比自由派正统观念更好的出路，除此无他。

奥唐奈公允地认为，罗宾并不是要冒犯托马斯，而是希望通过揭示某些令人不安的真相，帮助我们更加接近托马斯带来谜题的答案。而罗宾在书中描绘了这位法律人的世界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其看似充满矛盾的司法哲学的心理视角。在罗宾看来，托马斯的极端原旨主义立场使其必然要面对奴隶制与法律的协调问题。罗宾指出，托马斯的内心中存有一个“关于支配的故事”，这与大法官个人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托马斯有一位严格而固执的外祖父迈尔斯·安德森（Myers Anderson），这位老人靠经营一家不太大的加油站维持着一种中产生活。外祖父的严苛几乎体现在托马斯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不允许托马斯在砍甘蔗或帮忙屠宰家畜时佩戴工作手套，也从不为自己的孩子们祈祷或者表达爱意，以致托马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害怕宠爱带来的恶果，因此总是确保我们忙得忘了遭罪这回事。在他出现的地方，没有嬉戏，没有玩乐，鲜有欢笑。”托马斯曾就读于神学院，但因为天主教无视种族主义而中途退学，外祖父却在那时将他赶出家门，“拒绝接受任何失败的理由”。两人的关系在数年之中僵持不下，外祖父甚至拒绝出席托马斯的毕业典礼和婚礼。但就在其他人认为托马斯不可能原谅外祖父的所作所为时，他却全盘接受了外祖父的世界观，将安德森称为“我所知的最伟大的人”，而从托马斯在最高法院的表现可知，长大后的大法官真的就“成了他的外祖父”——在罗宾和奥唐奈看来，托马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拒绝对无业游民宽大处理，不对犯罪者大发慈悲，甚至反对融合政策便丝毫不足为奇了。

卡瓦诺时代的第一起堕胎案件被含糊地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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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孤独的宪法清道夫：种族问题与性别歧视

在罗宾看来，托马斯并没有像他的同事们那样，认为美国宪法是一部“色盲宪法”，但也凭借自己独到的司法哲学另辟一条认识种族问题的思路，最终与同事们在推动族裔平等问题上实现了殊途同归。在此意义上，托马斯不啻为一位伟大的大法官。

罗宾认为，托马斯对于美国非裔共同体怀有一种严肃而又异想天开的看法，即认为在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市场中，像祖父安德森这样的优秀黑人能够自力更生，而如果安德森能够在没有吉姆·克劳法的市场中取得成功，其他人也一样可以。罗宾将托马斯的这种想法称为“童话故事”（a fairy tale），颇为揶揄地认为托马斯的想法恰恰印证了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浪漫思想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灰姑娘会被选为王妃，一个特定的人能够取得成功，然后人人可以效仿。

即使是托马斯大法官忠实的拥趸者也承认，上述认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司法哲学，使其成为最高法院里最为孤独的宪法清道夫。诚如记者和历史学家麦隆·玛格内特（Myron Magnet）在《克拉伦斯·托马斯与遗失的宪法》（Clarence Thomas and the Lost Constitution）中所说，托马斯大法官最好的司法意见全部都是异议或协同意见，在政治敏感的案件中，他总能找到一个发表自己极端保守思想的机会。而称其为孤独的清道夫，是因为与其他大法官相比，托马斯常常因为不尊重先例被同事们孤立。奥唐奈认为，托马斯“从头来过”的观念再次发挥了作用，他情愿彻底放弃陈旧的判例法条条框框，“一切从新来过”（start fresh）。在奥唐奈看来，这样的做法反映出大法官司法哲学中一种近乎自我毁灭程度的反实用主义——毕竟遵循先例才是构建美国法律制度的奠基性原则，为国家提供了稳定性和秩序，也构成了法官身穿法袍维护正义的生存之道。

图为《克拉伦斯·托马斯与遗失的宪法》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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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性别歧视问题上，托马斯再一次与自己的同事们站在了对立面上——在奥唐奈看来，大法官既立志重塑建国一代对于宪法的创见，同时也继承了那一代人的“宪法原罪”，奴隶制如是，性别歧视亦如是。在刚刚过去的春季审判季里，托马斯因为在“博克斯诉计划生育联合会案”（Box v. Planned Parenthood）中将寻求堕胎的妇女称为“母亲”（mother）而激怒了金斯伯格大法官，又一次成了为自己写作的孤独者。

奥唐奈指出，回顾托马斯的职业生涯和与外祖父共同生活的经历，这位大法官有着长期歧视妇女的记录，用罗宾的话来说，在大法官的世界观里，“同被男人养大相比，由女人养大的孩子简直就是灾难”，而族裔进步事业的关键有赖于“挽救黑人男性的力量”。

托马斯对于妇女的蔑视态度成了他职业生涯的污点，也是所有作家在为他著书立说时无法回避的问题，而随着近期卡瓦诺法官确认调查的开展和“#MeToo”运动的发展，托马斯大法官的这一段不光彩记录再次被人们从故纸堆里翻了出来。对此，罗宾在书中仅用了三页纸的篇幅一笔带过，但我们也能从其揭示的细节中判断托马斯的“成败”。奥唐奈认为，在罗宾和其他的调查记者看来，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托马斯在面对司法委员会调查时说了谎，“这绝对是真的，而且一再有新的证据出现”，例如，艾布拉姆森（Abramson）与简·迈耶（Jane Mayer）就在他们1994年出版的《陌生的法官：出卖克拉伦斯·托马斯》（Strange Justice： The Selling of Clarence Thomas）一书中认为，托马斯对于希尔的所作所为乃是一种行为模式，尽管他在面向参议院时否认自己沉迷于淫秽文学作品，但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喜欢讲荤段子，并且在希尔通过了测谎测试的情况下，托马斯拒绝接受测试，不能说他没有心虚之处。

图为《陌生的法官：出卖克拉伦斯·托马斯》中的相关人物安妮塔·希尔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读罢罗宾撰写的传记，奥唐奈最终将托马斯定格为一位毁誉参半的大法官，“当提及种族问题时，托马斯的想法值得认真聆听，然而当涉及性问题时，他便没法赢得如此尊重，反倒因为行为不端和欺骗而跌下神坛”。因其在性别歧视问题上背负的“原罪”，奥唐奈无法对托马斯释怀，甚至认为托马斯在种族问题上之“功”无法抵消他在性别歧视问题上之“过”，“他对种族问题的态度或许是个‘谜’，但他在性别歧视这一美国原罪上，简直大错特错”。在奥唐奈看来，几百万美国妇女在崭新的世纪理应得到更多，而能力越大责任便越大，对于托马斯来说，他在这一问题上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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