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底，刘家山村“两委”选举前夕，白一彤正和该村选举委员会沟通协调选举办法。（受访者供图/图）

导读：

• 曾经，因为父亲一意孤行，她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如今，仍是父亲的“远见”，让她的乡村政途得以继续
• 2011年12月28日，白一彤成功连任村委会主任，但得票率从上一届的98%掉到了72%。
  自觉已成熟的白一彤认为，得票率下降和父亲瞎折腾有关，也和自己没有让村民真正富起来有关
• 2018年，父亲白延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有关部门带走。
  九个月后，他以涉嫌诈骗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等3项罪名被起诉。
  2019年被医生诊断为中度抑郁的白一彤，常常成宿地睡不着觉。
• 她想过退出官场，但立马就会喃喃自语式地否定自己：
  一切都会过去。

下属见到白一彤，从来不喊她白镇长，而是直呼其名。
嘿，白一彤来签个字。2019年9月23日上午，白一彤坐在办公桌旁接受采访，
远处传来下属的声音，她走过去扫了一眼材料，拿起笔就签字。
白一彤是陕西清涧县高杰村镇人，2016年开始以副镇长的身份在各种公文上签字，当时刚27岁，
是清涧县最年轻的镇领导。
她身上还有一个与年轻相关的标签中国最年轻的村官。
2008年底，19岁的白一彤正读大二，被父亲白延林叫回去竞选村主任，
次年1月，她以98%的得票率当选高杰村镇高杰村委会主任。
此前从未考虑过回村当官的白一彤，一晃眼就是10年，还成了国家干部。
这是一名大学生在乡村摸爬滚打的成长史，而在这十年间，
白一彤的仕途被牢牢打上了父亲的强权烙印，高杰村的权力结构折射出了乡村治理的复杂土壤。
2018年9月19日，白延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有关部门带走。
九个月后，他以涉嫌诈骗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等3项罪名被起诉。
突然降临的祸事可能成了压垮白一彤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2019年，她被诊断为中度抑郁。

1拎得清的人

白一彤平日很少化妆，连涂抹红唇的习惯都没有，一头乌黑的短发中接了一根红发，新做了美甲还要向一旁的人炫耀。
同事王改艳的印象中，白一彤属于敢于直言的那种人。

2018年，一位男同事因不满上级对扶贫工作频繁的检查，顶撞了一句：你问的问题，我包村干部能不知道吗？

镇班子后来通报此事，白一彤为他辩解：
现在不搞一言堂，每个人都会有情绪，发两句牢骚抱怨没什么的，要允许别人发泄嘛。

敢于对上级说不的白一彤，对下级经常是软硬兼施，这让高杰村镇最近有项工作在全县领先。
高杰村镇有户籍人口12000多人，大多数都外出打工，常住人口不到一半。
按照计划，清涧县要在2019年底实现全县脱贫摘帽的目标。

2019年第二季度一开始，上级便要求在9月中旬之前，镇政府需统计各村在外人员的医保和养老保险的缴纳情况。
这忙坏了分管医保、社保等工作的白一彤。

当过村委会主任，她心里清楚，这类工作既不涉利，也不增名，特别不好做。
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王改艳很快就意识到这点，
没有被认定为贫困户的家庭不愿意配合与脱贫有关的工作，村干部也不太上心。

王改艳只好求助白一彤，
白立马打电话给相关的村干部，大声嚷道：你不做，难道让我来做？以后还想不想争取项目？
白一彤嚷了一两次后，王改艳发现工作推进起来确实更为容易。

没想到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县里又要求提交其他的证明材料。

不了解过程的村干部责怪镇政府通知不到位，害得他们要重新一一打电话找人要材料。

白一彤这回没有嚷了，而是跑下去做村干部的思想工作，
说即使这次不要，以后还是会用到，趁这次把材料都收了，免得以后麻烦。

到了大限将至的8月底，还有几个在外务工的人，说单位不愿提供，材料交不上来。

白一彤又急了，干脆跳过村干部，要来他们工作单位的电话，自己打过去直接要材料。
9月中旬，高杰村镇的材料都交上去了，不少乡镇仍未完成。

以这件事为例，王改艳说，白一彤是那种拎得清的人，办事目标明确，非常清楚能通过什么方式去达到目标。

处理信访问题亦是如此。 去县上劝访民回村，

她也会用一些你先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努力协调的话语技巧来应付他们。

她知道，规定时间不劝回访民，是要挨处分的。
工作中，白一彤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她说笑是给同事看的：乡村工作这么苦，我再愁眉苦脸，这工作还怎么做？

2跷起二郎腿
从一个没有任何乡村生活经验的大学生，到一个对乡村有着自己见解的基层官员，十年间，白一彤的性格已经收敛了很多。 以前遇到难处理的事情，白一彤经常是直接开骂，净是些难听的话。王改艳说，而且不懂得周旋。 敢于开骂之前，她有一段苦闷期。2019年9月，她的大学老师周政回忆，刚当上村官那段时间，白一彤经常向周政诉苦，说她在村里听到对自己最多的评价，就是她还是个娃娃。
做过知青的周政给她出了一个主意适时树立威信。
很快，白一彤就摸索出一个方法，从一个小动作开始。

一次，村委会开会讨论村里的人事问题时发生了分歧。提名人选本来已在村民代表议事委员会内获得大部分同意，但有人还是不同意，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人。争吵激烈时，又有人说她是娃娃。白一彤一下子激动了，有意跷起了二郎腿，冲着村委会班子成员厉声说道：每次开会能不能不吵架，吵得我烦死了。
动作虽不雅，却增加了白一彤说话时的底气。在她看来，似乎这样做了，就不再是个娃娃。母亲是传统的家庭主妇，觉得女孩子这样做不够淑女，但父亲白延林看后反而认为挺好，还夸她有点村长的样子了。
2019年9月23日，白一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笑着解释她无意识跷起的二郎腿，这是当村主任时落下的毛病。
可要当好村主任，不仅是改变动作这么简单。

刚接触评低保户的工作时，白一彤什么都不懂，按照村议事会的意见评完低保后，半年内接到了数不清的电话，全是骂她的话，有人还威胁她，信不信我揍你。
白一彤的应对之策是狠：办事要狠，说话要狠。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也是被逼出来的，不狠不行。
她刚回村履职时，很多村民围堵她催要2008年粮食直补款。原来，有部分村民此前一直没有缴纳参加农村合作医疗所需费用，村委会只能用粮补去抵扣。
被村民逼得没有办法，白一彤只好拿家里的钱贴进去，才算稳住了村情。
之后再催缴医保款时，白一彤站在田间，叉着腰对村民厉声喊话：今年不缴医保款的，取消低保的评选资格。 白一彤到任之前，高杰村农民的一卡通都由镇政府保管，村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领多少医保、低保、粮食直补等，往往是村干部代领后再发到村民手里。一个偶然的机会，白一彤接受记者采访时才知道原来农村还有一卡通。于是她直接跑去镇政府，想把卡发放到农民手中，镇政府不同意。
没有其他的办法，执拗的白一彤便带着记者一起去要，还威胁领导：不发就曝光你们，最终帮农民要回了一卡通。
为此事，我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白一彤说，换成现在，她还会去给村民讨个公道，但会采取柔和一点的方式。

3划掉父亲的全家福照片
步入政途对白一彤来说是误打误撞，但却是父亲白延林为她规划的道路。 2008年下半年某天，白延林告诉正在安康学院读大二的白一彤，说村子里很乱，几次选举都选不出村委会主任，要不你回来当村长吧！
在此之前，老家高杰村对白一彤来说，几乎是个陌生的存在。1989年12月，她出生于此，半年后即迁居别处，中途仅回村三次。在她记忆里，那里除了破漏不堪的窑洞，就是土山和人皆如此。
回到这里完全是个意外。2019年9月24日，白一彤说，倘若她弟弟当时年满18岁，回去的可能就是弟弟。

经不住父亲再三催促，白一彤偷偷从学校跑回村里，跟着父亲拜见当地有威望的老人。实际上，在她回村之前，村里的事基本上被摆平了，我只需要去见个面。选举还没开始，白延林就承诺春节前给每户派发1000斤煤。
承诺的实惠不只是煤。发表竞选演说时，白一彤许以十项承诺，包括修路、建楼、搞运动场等。十项承诺中，真正是白一彤提出来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将村里的古窑洞开发成小别墅，这一灵感源于她到西安旅游时看到的城中村，其他的承诺都是白延林提出的。 选举没有悬念。2009年1月14日，19岁的白一彤以近98%的得票率当选村主任，村里有461人到场投票，450人选择了她。
最年轻的村官引起了舆论关注，其中包括对其程序合法性的争论。陕西省委组织部和陕西省民政厅联合派员到高杰村调查后，认为程序合法，在提交省委的情况说明中写了四个字：村情平稳，时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张长青对白一彤作出了有思想、胆子大、有事业心的评价。
然而对村民来说，上级的评价并不那么重要，她怎么做不要紧，他们更看重的是白一彤身后的显赫家族。
2019年9月26日，村民白淑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白一彤的家族对村里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投入，就是派来一个更小的娃娃，我也认。

白淑云很早就认识白延林。在她印象中，55岁的白延林是白氏三兄弟中最不爱读书的，退伍后先在乡镇武装部工作，后来去了榆林，平日会有意无意地炫耀自己的背景资源，比如他自称是某卸任领导家里的常客，在他曾用的名片上，写着的是数个杂志的记者部主任，被称为陕北最牛的记者，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白延林车号和手机号码的末五位数字，都是88888。
白延林的大哥白延强，曾在榆林公安局工作，二哥白延平是榆林新恒安集团董事长，长期支持侄女白一彤发展，宣称只要白一彤缺钱，就可以去找他。

有了家族力量的加持，村官白一彤的开局强烈地激荡着高杰村的民心。

2009年春节刚过，当白一彤还在学习如何开会，以及怎样与村民沟通时，父亲白延林已自掏腰包租了推土机，3天之内就将通往深沟枣林的环山公路推了18公里，换来了村民的信服。 上任后一年多时间内，和其他村民一样，白一彤也感受着来自父亲的特殊能量，修路、设灯、建戏楼，我估计他至少为村里投了四百多万。他有太多煤矿老板朋友，要个三四十万不是难事。

要知道，这个凋敝的村庄，从2005年开始就未添新的建筑。 不过，从一开始，白一彤就感觉和父亲合作的不舒服。修环山公路时，白延林就在村民的裹挟之下，趁修路的机会，强砍了外村人常家雄在高杰村土地上种的枣树，引发了冲突，但那一块并不是修环山公路的必经之地。白一彤为此去责怪父亲，遭到了父亲一顿骂。 白延林的强势甚至影响到了白一彤和时任村支书白海宏的相处，并把她推向尴尬境地。那时，白海宏在外面的门路少、能找到的资金也少，话语权也少，在村里成不了什么事。 白一彤的哥们边锦春回忆，白一彤不止一次抱怨，说白延林这样做是把她和支书对立起来，脑子进水了。 看到了白延林的能量，村民有事连白一彤也不找了，觉得找她父亲更有用。有一次，村民白家熊看中了村里一块荒废的土地，直接找到白延林说要种那块地，收益分给村民。白延林当即答应。 结果是，白家熊并没把收益分给村民，连土地承包款也不交。村民三五成群跑去村委会，向白一彤施压，找她要说法。 手足无措的白一彤把自己关在屋里大哭了一场，感觉父亲糟糕透了，自己就是个空架子。 她找到了一张全家福，上面有父母、自己、弟弟还有一条小狗，然后用美工刀划掉了白延林，她想把父亲从自己的生活中抹去。

4难以摆脱的父亲 2011年12月28日，任期届满的白一彤成功连任村委会主任，但得票率从上一届的98%掉到了72%。 自觉已成熟的白一彤认为，得票率下降和父亲瞎折腾有关，也和自己没有让村民真正富起来有关。 2011年快换届时，村民白福旺质疑白延林修戏楼是为了给白一彤打造政绩工程，没有让村民享受到实质利益，还不如引进经济作物。还有忍受不了白延林到处吹牛的老党员站出来，认为这败坏全村风气。这些不满最终都传导到了选票上。 摆脱父亲成了白一彤第二个任期伊始就开始谋划的事情，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对外宣布不再要父亲的一分钱。 白延林此时也认为村里发展肯定不能完全靠家族企业支撑下去，既然女儿想自己做，就让她放手去干。因此，在白一彤第二个村主任任期内，经常奔走西安和榆林之间的白延林很少回高杰村。 没有了父亲的牵制，白一彤到处争取项目，希望能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2013年，急于想证明自己的白一彤决定与投资者合作养鸵鸟。没想到鸵鸟食量很大，村里没有足够的草，鸵鸟就到处跑着找食物，一会跑到农田里，一会跑到公路上，成了村里最大笑话，鸵鸟项目成为一大败笔。 随后，白一彤又向上级扶贫协会打了一个报告，希望能够获得资金养羊，扶贫协会建议因地制宜，建红枣烤坊。钱批了，设备也买了，但烤坊半途而废。 白一彤还想方设法争取资金搞蔬菜大棚、建红枣酒厂，但无一例外地遭遇了一地鸡毛的窘境。 无奈之下，白一彤放弃了投资产业的念头，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因为这更容易让她获得成就感。 先要解决高杰村常年缺水的难题。白一彤不想找父亲白延林要钱，但最终还是借助了父亲的关系网。 白一彤学起父亲的样子，与一些企业老板在饭桌上谈，先动之以情，希望他们能体会农村的艰苦，捐些钱青史留名，再诱之以利，承诺以后回村里投资项目，她可以从中协调支持。就这样，白一彤前后找到了30万元。 三个月后，高杰村打了五眼水井，但只有两处有水。虽然没有实现井水覆盖每家每户的目标，但部分高杰村村民至今仍感念她为村里做的这件事。 通过第二任期的努力，白一彤获得了些认可，2014年底在任期快结束时被推选为村支书。连白一彤自己也没有料到，她当了村支书后，村里竟然选不出新的村委会主任。这时，父亲白延林又频繁回村了，带着新的目的他想让女儿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一肩挑。 白一彤闻讯和父亲大吵了一架，说一肩挑的压力大。白延林不听，反而说她不懂，他觉得兼任，更方便开展工作。 没办法，白一彤只好听任白延林私下到处找村民做工作，这一次和2008年那次不一样，白延林没有承诺好处，也就没人听他的。
▲2019年10月，白一彤在镇政府服务中心给村民办理养老保险信息修改。（受访者供图/图）

5辞了村支书，成了公务员
与白延林的想法背道而驰，白一彤最终不仅没兼村主任，还主动辞去了村支书的职务。 起因与一段公路有关，2014年底，政府修清（涧）石（楼）公路时，要征用高杰村的坝地。村民觉得上面的补偿款被村委会拿走了，要求村委会公开账目。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笔钱进到过村里的账户。白一彤解释，她也想公开，以自证清白。 2019年9月24日，曾与白一彤搭过班子、现已赋闲的村会计白青凡回应南方周末记者称，他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村上的财务不少是糊涂账。 风波越闹越大，夹在乡镇和村民夹缝中的白一彤有点招架不住。更让她恼火的是，站在她背后的父亲，为了让她一肩挑，仍在村里瞎折腾。 和结婚两年的丈夫商量后，2015年下半年，她便瞒着父亲把村支书的职务给辞了，回家安心养胎。 此时的白一彤已经多了一个挂职副镇长的身份。2015年8月，为支持大学生村官发展，清涧县决定选拔9名优秀的村官担任挂职副镇长，白一彤脱颖而出。 报考大学生村官也是白延林的主意。白一彤当选高杰村村委会主任后，其原就读的安康学院专门为她准备了长达85页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学习方式以自己看书为主，每学期她都回校考试。2010年6月，白一彤一毕业，白延林就让她去考大学生村官。 此村官与白一彤当时担任的村干部是两个概念。 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推动下，从2008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选聘2万名大学生到村委会担任村干部助理，他们被称为大学生村官，虽没有编制，但可以享受优先进入体制内的便利。 考上村官后，白一彤去县委组织部报到时还有个插曲。办理手续的年轻人不认识她：你被分到了高杰村，你在电话本上查下村主任的电话，让他来找你。旁边的人笑了：你面前这位就是高杰村的主任。 以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当着村领导，白一彤再次成为关注的对象。这也给她带来了不少自信，她总会提起和其他村官去作汇报演讲时，她得到的掌声最多，常常让她压轴。 2016年，白一彤结束了挂职，正式就任高杰村镇副镇长，进入体制，成为公务员。 曾经，因为父亲一意孤行，她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如今，仍是父亲的远见，让她的乡村政途得以继续。
6父亲被抓
当副镇长的这三年间，白一彤生了两个孩子，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并没有做过太多的事。 2017年，白一彤想推广大面积种植槐树。当时觉得红枣连年歉收不是办法，她就跑到外面调研，发现种槐树是个不错的赚钱选择，槐树花可在烹调时使用，也可做中药或染料，还是可供蜜蜂采蜜的蜜源。 多次往返于县城和农村，白一彤说服了村民，要到了村集体土地，也获得了林业部门的支持。但苗种下了之后，她很快发现从千里之外买回来的竟是死苗，后来才知道去买苗的是包村干部的亲戚。这里面有多少猫腻，不用我给你解释了吧。白一彤说，这就是中国农村的现实。
有人说她还是个娃娃，但白一彤不这么认为，因为她觉得她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去理解中国农村和工作的逻辑，不再单纯。 村里的那套我太熟悉了。白一彤现在带队下去主持村委会选举，就要先了解各村庄的势力格局，涉及合并村的，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关系怎么协调都是学问。决定带哪些人下去也颇有讲究：既要有看起来能干的，也要有嘴皮子快的，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对白一彤来说，她已逐渐熟悉的乡村现状，时常让她陷入一种自我矛盾中。 作为代表参加市人代会、到农村一线去宣讲政策时，她都是个绘声绘色的入世者，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村民多争取项目，为脱贫致富贡献才能。 但当高杰村镇农民期望在发展旅游、种植大棚蔬菜等方面有所突破时，白一彤又像个出世者，表现出谨慎甚至悲观的情绪，她认为现在的农村很多事情办不了，因为年轻的、能力强的人都走了，也就更没有资源还能过滤到这里。 最近一年，白一彤还陷入了另一种困顿父亲出事了。 2018年9月19日，白延林被带走的九个月后，公开的官方通报显示，白延林涉嫌通过为他人安排工作、办二胎准生证等方式谋利。 那天接到消息后，刚生了二孩还在坐月子的白一彤，立马订了第二天的机票飞往北京，父亲一些朋友多方打听后，告诉她不要插手此事。可我不管父亲，谁又来管他呢？白一彤很无助。在她看来，父亲为人热情，只要是村民求他的事，他都会帮忙，还是想振兴家乡。 被抓之前，白延林还给县委组织部长刘斌发短信、打电话，想在团县委换届时让白一彤当书记。诉求被拒绝后，白延林对刘斌进行了威胁，刘斌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了此事。 白一彤的说法是，她事后才从白延林司机那听说了此事，我爸好面子，一喝醉酒就爱吹牛，觉得靠几个电话就能要到官。 2019年被医生诊断为中度抑郁的白一彤，常常成宿地睡不着觉。她想过退出官场，但立马就会喃喃自语式地否定自己：一切都会过去。

她迷上了老庄哲学，常把有关书籍放在床头，烦闷时就拿起来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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