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日本时报》发表特约作者、美国资深华裔记者秦家骢的文章说，中国或许是今年唯一一个呈现正增长的经济大国。但北京却惊讶地发现，发达国家非但没有赞赏其经济迅速复苏，反而认为它处理新冠肺炎大疫症不当，现在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比过去大得多。

2019年9月温哥华集会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美国、韩国、西班牙、加拿大等14个世界发达国家的调查发现，这些国家大多数人对中国的负面观感，达到该机构十多年前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的最高点。

中共官方的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对调查结果的解释是“酸葡萄心理”。但更可能的解释是，北京自食其果。今年1月武汉新冠肺炎疫症爆发后，不少国家响应中国的求助呼吁，送去口罩和其它用品。北京为了不丢面子，要求他们不要公开发布捐助的情况。不久后疫症扩散到中国境外，那些曾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口罩等防疫品也严重短缺。

于是北京当起了施恩者，提供了防疫物资，在许多情况下是出售了物资，而且其中包括一些次品。北京要求受援国公开感谢，激怒了一些国家。但正如官方《人民日报》所说，北京执意要被视为“负责任的大国”，这种虚伪的态度是发达国家民众对北京持负面评价的关键原因。

但负面情绪早在疫症大流行之前即已产生，这与北京高度敏感的另一个因素——人权有关。在今年10月初联合国的人权辩论中，上述14个国家中除南韩外的13个国家均严厉抨击中国的人权，这并非巧合。

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源于最近的最新经验。如澳大利亚建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新冠肺炎的起源，于是北京削减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本周末又削减澳大利亚棉花进口作为报复性惩罚。现在澳大利亚81%的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去年为57%。

中共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上周警告渥太华，不要给予香港活动人士政治庇护。如果渥太华关心香港30万加拿大护照持有人，就应该支持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他还为北京长达九个月不允许领事探访问两名被拘禁的加拿大人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史派佛（Michael Spavor）辩护。尽管双边协议规定每月可访问，北京将此归咎于疫情，而中国在春末即宣布控制了疫症。直到今年10月才终于允许加拿大领事与他们通过视频远程对话。两人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广泛认为是对加拿大逮捕华为副总裁孟晚舟的报复。

美国也受到中共警告。《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北京已经告诉华盛顿，为了回应对中共军方相关学者的审判，可能会拘留美国人。这一人质威胁必将进一步损害中国的整体形象，而不仅仅是在发达国家的形象。

北京无视法律、条约和国际边界，将其对本土中国人的做法延申到外国公民。就在五年前，包括一名英国公民和一名瑞典公民在内的香港书籍出版商，分别在香港和泰国失踪，后来在中国大陆以被拘留之身出现，世界为之震惊。

六年前的10月24日是“联合国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呼吁捍卫国际法治，拒绝他所谓的丛林法则，即“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必须承受”。中共领导人曾公开谴责这种“霸凌”行为，但他自己的行为呢？无论在处理与加拿大、美国、香港，还是与新疆维吾尔族的关系上，北京应该言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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