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 中国摘掉“乙肝大国”帽子 的新闻，登上了头条。

据报道，十三五期间，中国5岁以下儿童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率降至1%以下，被世卫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典范。

其实，乙肝大国摘帽，只是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取得的一个“小小的”进步。

在这张“健康中国”的成绩单上，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一岁、基本医保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比2015年降低了10.8%……都是不容忽视的成就。

为什么单单“乙肝摘帽”上了热搜？

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发布的公告显示，全球约有2.4亿慢性乙肝患者，其中， 超过三分之一生活在中国 。

再往前数20年，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推算，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约为1.2亿，是 全球肝炎负担最重的国家 。

这就相当于，中国每10人中就有1人是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预计每年约有40万人死于与肝炎有关的并发症。

乙肝，被称为“中国第一病” 。

而今天，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大约为7000万，通过现代医学手段，有的患者甚至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状态。用张文宏医生的话来说， 乙肝虽未被根治，但已经被克服。

更重要的是，在乙肝疫苗预防接种、防治结合的控制策略下，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已经降到1%以下。

这意味着， 新的一代，终将摆脱乙肝。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这个成就的背后，有数不清的医生、生物、科研工作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很多媒体都在感谢一个外国老头。

一个外国老头，放弃百亿，让中国人远离乙肝，我们真的欠他一声“谢谢”吗？

1

这个外国人，是时任美国默沙东（默克）公司的总裁罗伊·瓦杰洛斯。

1986年，默沙东公司研制出人类第一支重组rDNA乙肝疫苗，并获FDA批准上市。

彼时，国内第一次乙肝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乙肝病毒感染率在9%以上，超过国际社会8%的标准，属于乙肝严重的高流行区域。

而当年中国的疫苗生产，还不具备工业化、标准化的能力，面对乙肝大爆发，只能引进默沙东的乙肝疫苗。

疫苗研发的投入，动辄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但当时的中国，根本无力承担这样的价格。

最后，经过双方谈判，默沙东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方， 只收取700万美元作为培训费用，不收取专利费和利润 ，也不在中国市场出售乙肝疫苗。

促成这项合作的，正是默沙东时任总裁罗伊·瓦杰洛斯。

在20年后的采访中，瓦杰洛斯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我很焦虑，时间很紧迫，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中国的新生儿应该在出生 24 小时内接种它……”

如此说来，瓦杰洛斯堪称“中国乙肝之父”，提到乙肝不感谢瓦杰洛斯，就是不知感恩。

中国人当然要感谢瓦杰洛斯的“慷慨”，但某种程度上， 这只是一种商业行为 。

1986年，默沙东研制出第一支重组rDNA乙肝疫苗的时候，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单位研发的血源乙肝疫苗也正式投产。

我找到了《中国医院管理 1986年01期》的一篇文章——黑龙江为10万人减免了100万元乙肝疫苗的经费，注意，是国产疫苗。

也就是说， 中国和美国在乙肝疫苗的研制上，几乎是同步的。

只是，中国研制的血源乙肝疫苗，以乙肝大三阳患者的血浆为原料，加工得到抗原原液，需要大量采血，无法保障稳定供应，并且受制于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条件，操作人员也有感染的风险。

相比之下，默沙东的基因工程疫苗，从培养酵母菌、收获酵母细胞、纯化抗原等一系列操作，都在流水线上完成。

为了控制乙肝蔓延，卫生部考虑引进默沙东的乙肝疫苗，同时，国内自主研发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项目也在同步进行。

很多人不知道，关于引进默沙东乙肝疫苗的那场谈判，是 十分艰难 的。

中方希望引进疫苗的技术和全套生产线，被默沙东拒绝了。

默沙东希望直接向中国出售成品疫苗，单次免疫需要3针，总价最低100美元，中国是个庞大的市场，以1.2亿感染人次计算，少说也能赚个100亿美元。

但这笔钱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天价，默沙东即使卖给中国，普通人也买不起。

默沙东是想在中国市场赚钱的，卖不出去怎么行？

由此，谈判的重点变成了“技术转让”——最初，默沙东给出的报价是1000万美元，后来价格压到了700万美元，只包括生产线，不包括技术专利——这才是商人的本质。

但中方给出的答复却是： 如果不转让技术，生产线卖一分钱，中国也不要。

1988年，国产血清乙肝疫苗量产，同时国际医药巨头史克必成蠢蠢欲动，默沙东发现，如果咬紧钱不松口，自己将失去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经过再三权衡和谈判，1989年，默沙东同意将乙肝疫苗技术专利以700万价格卖给中国，并给自己贴上了一个金光闪闪的标签—— 默沙东以人道主义国际合作的名义，将技术“捐赠”给中国。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当年，默沙东一位专家和中方一个老工程师闲聊，问他，“你知道我为什么飘洋过海来中国吗？”

老工程师英语不好，着急半天，只想出一个词，“For……for money（为了钱）?”

我不知道这句话有多少玩笑的成分，但亲身经历过的老工程师，可能只是下意识地说出了心里话。

今天，全球乙肝疫苗市场已经被四大公司瓜分，默沙东为其中之一，这里面有多少钱，是从中国赚的呢？

2

上世纪70年代，全球对乙肝病毒的流行还在研究阶段，认识不足。1963年，一个美国生物学家在澳大利亚土著的身上，发现了乙肝病毒抗原，并带着“种族歧视”的心态，将其命名为“澳抗”——是不是有点熟悉？

到1970年，伦敦学者在乙肝患者的血液里发现了乙肝病毒颗粒，给乙肝病毒定了性，此时的中国医学界，才知道肝炎还有乙肝这一分类。

1973年，北大人民医院成立肝病研究所，创始人陶其敏教授和副所长冯百芳教授一起，开始研究乙肝病毒，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和表面抗体的检测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陶其敏和冯百芳还有一个好朋友——德国人米勒·汉斯——因为反感法西斯，米勒在1939年来到延安，并加入了中国籍，人们习惯称他为“米大夫”。

陶其敏、冯百芳和米勒

1975年，中国的第一支乙肝疫苗诞生了。

按照国际惯例，疫苗首先要在大猩猩身上试验，但短时间内，却找不到合适的实验用的大猩猩，陶其敏心焦如焚，“大家当时着急呀，都想知道这支疫苗到底有没有用。而且患者又增长非常快。”

最终，陶其敏决定， 自己来做那只“大猩猩” 。

她告诉家里的两个孩子，“妈妈要打一种针，可能会得病，你们暂时离我远点。”

3个月后，抗体出现，中国研制的乙肝病毒疫苗，成功了。

在随后的10年间，中国对于乙肝病毒的研究，一直和世界同步。

1985年，中国本土的乙肝灭活疫苗正式得以获批生产， 正是因为有了陶其敏、冯百芳、米勒等这些生物科学工作者的投入，中国和默沙东的谈判，才更有底气。

1992年，中国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同年，默沙东也在中国成立了分公司。

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参观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生产车间时，“眼中噙满泪水”。只是当时，乙肝疫苗和接种费，需要自己支付，因为“当时我们国家还穷”。

因为价格高，当时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仅为30％。

乙肝疫苗的计划免疫管理，够不到贫困地区的新生儿身上，一直是陈敏章的心病，即使病危时，他还心有牵挂，对前来探望的朱镕基总理诉说遗愿，希望成立一个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 ，让贫困地区的新生儿，也能及时接种乙肝疫苗。

2002年，乙肝疫苗进入免疫规划，实现疫苗免费，到 2005年，乙肝疫苗被纳入了国家一类疫苗，全部免费接种。

那一年的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分会上，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个要求，到2012年，把5岁以下儿童的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下降到 1% 以内。

考虑到当时中国的人口基数，目标改成了到2012年，把5岁以下儿童的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下降到 2%，最终达到 1%。

疫苗接种的9年后，2014年，全国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 岁以下儿童的携带率已经降到了 0.32%，2017 年，乙肝治疗也纳入医保报销。

所以说，中国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应该感谢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曾为之付出的每一个中国人。

3

人类社会和乙肝病毒的相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一段时间内，由于信息的闭塞和对乙肝的恐惧，歧视曾无处不在。

90年代，很多文件对乙肝携带者设置了毫无依据的 职业禁入 ，公务员、餐饮行业，都不会聘用乙肝病毒携带者。

200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周一超，在公务员考试中，拿下了笔试第三、面试第五的成绩，但在随后的体检中，因为携带乙肝病毒，周一超失去了入职资格。

痛苦的周一超拿起菜刀，最终造成招考工作人员一人重伤，一人死亡，轰动全国。

自此，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及其家人，走上了义务宣传乙肝、坚决反对歧视的道路。

他们走上街头，承认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冒着被“歧视”的风险，向过路者宣传乙肝病毒知识，告诉大家，乙肝主要通过性，血液，母婴等方式进行传播，共用餐具、拥抱、接吻、咳嗽或打喷嚏，均不会传播乙肝病毒。

2005年，公务员录用标准正式取消对乙肝携带者的限制；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2009年，曾致力于消除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闯，拿到了中国第一张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食品卫生健康证……

乙肝歧视，正在渐行渐远。

问题疫苗也曾让很多中国人产生过“信任危机”。

2013年12月，人民网刊文报道，湖南3名婴儿近期接种了康泰生物生产的乙肝疫苗后，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其中2人死亡。

尽管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康泰乙肝疫苗不存在质量问题，与疫苗事件无关，但“疫苗之殇”的照片泛滥网络，引起人群恐慌。

2018年，长春长生的问题疫苗，更是引发新一轮的信任危机，但有的家长甚至不愿意带孩子接种疫苗。

我在《抵制疫苗，是人类走向毁灭的第一步》里曾经写过，各怀心思的人群借着这一股信任崩塌的“东风”，鼓吹疫苗有害，抵制所有疫苗。

我想再强调一遍，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一个疫苗有问题，就干脆拒绝所有的疫苗——我们应该 相信国家的决心和力量 ，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迎接疫苗改革。

今天，每一个新生儿都能接种到免费的乙肝疫苗，那些无法根治的乙肝患者，也有了更加“温和”的生活环境。

今天，中国肺结核报告发病率降低到2019年的55.6/10万，5岁以下儿童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率降至1%以下，中国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

我想，这一切只是开始，最终的“ 健康中国 ”，才是这个大国的宿命与担当。

尾声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经济尚不发达，依然建立了基础的公共卫生体系，为全国人民接种疫苗，以对付天花、结核病、白喉这些更为可怕的瘟疫。

但由于对乙肝缺乏认知，医疗器械又稀缺，为了保证注射率，基层医院常常会将使用过的注射器经过简单消毒便重复使用，结果导致了乙肝病毒的第一次大爆发。

80年代后期，因为“有偿献血”政策，很多贫穷地区的人们大规模献血，很多地方甚至组织“集体献血”，作为脱贫致富的手段，但也造成了大规模交叉感染，制造了中国乙肝流行的第二个爆发期。

可以说， 中国的两次乙肝大爆发，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乙肝爆发之后，中国在积贫积弱的条件下，一边周旋于各方势力，一边还要解决外国制药公司的狙击，为国产乙肝疫苗谋出路，还要解决乙肝造成的劳动力下降，解决乙肝歧视，解决乙肝病人的费用问题…并最终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

一路走来，满是艰险。

这 其中艰难的岁月，正是因为有陶其敏、冯百芳们的辛苦攻坚，有陈敏章们的苦心经营，有雷闯们的积极奔走，有无数无名英雄的默默付出，中国，才成功摘掉了 “乙肝大国”的帽子。

今天，中国依然有7000万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乙肝病毒的临床和技术方面，中国依然有很多地方需要突破，但我相信， 我们，终将摆脱乙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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