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邱——这些天来，在这个有240万人口的城市中，平常热闹非凡的购物和娱乐区安静了许多，为了控制冠状病毒的暴发，官员敦促市民呆在家中。但很多餐馆和酒吧仍然照常营业，等待零星顾客的到来。

一家面馆摆出了标牌：“请进！我们店里每天彻底消毒两次。”在一家星巴克，当有顾客进来时，四名戴着口罩的员工热情地喊着“欢迎”。这里通常挤满了年轻人，可现在里面空无一人。

大邱是韩国日趋严重的冠状病毒疫情的暴发中心，该市正在尝试采取一种不那么僵化的方式阻止病毒对健康的威胁：在保持营业的同时，强力警告居民采取防护措施。这与中国武汉所采取的严格封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武汉，政府对出行的限制已使该市1100万居民中的大多数人被困在家中。

“人们很害怕，不想出来冒险，”58岁的出租车司机朴善奎（音）指着车流稀疏的街头说。自从该市一周前报告了首例冠状病毒后，交通量大大减少。“但生活还得继续。为了养活自己，我不得不上路。”

随着病毒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公民自由也在受到考验。如果这种措施——在保持城市运转的情况下积极监测感染情况——能够遏制危机，对于更加崇尚民主的社会，也许会成为方案模板。

这种方法反映了韩国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挑战，在这里，周末的首都常常举行喧闹的抗议，并且上一位领导人就因丑闻缠身而被赶下台。当执政党议员最近暗示要将大邱及其周边地区封锁时，他们面对的是当地保守派政客的严厉回击。

在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并及早应对危机后，总统文在寅于周二前往大邱。在中国的疫情暴发初期，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大部分时候远离公共视线，而且还有医生因为对病毒威胁发出警告被噤声。

到周二下午，韩国报告了977例冠状病毒病例，成为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中，有543例是大邱居民。大约一半涉及新天地教会(the Shincheonji church)成员，该教会在大邱的分支据信是病毒在韩国快速蔓延的源头。

大邱现在是一个安静得可怕的城市，一个潜伏着隐形敌人的大都市。

在主要火车站，官员们使用热探测摄像机监测每一名进出旅客的体温。清洁工在车站的每个角落都喷洒了液体消毒剂。

不同于中国封锁整个城市的做法，对于大邱这样受影响的城镇，韩国既没有强行控制人员流动，也没有禁止来自中国的游客。

大邱的邮件投递员仍在小巷中穿梭，拿上包裹跑上楼梯。该市最大的市场西门市场(Seomun Market)经过一天的消毒后于周一重新开放。它的数百家小店大多数仍然关闭，摊位上盖着橄榄绿色的塑料布，但有些店还是摆出了平价的鞋子和衣服。

大邱市长权泳臻(Kwon Young-jin)表示，他的目标是在下月内，为所有存在潜在症状的公民进行测试，在全市开设临时监测站，借调外部医护人员，并确保附近城镇的医院床位。

大邱的启明大学东山医院(Keimyung University Dongsan Hospital)被指定为治疗冠状病毒患者的定点医院，在医院外，救护车排成一列，穿着全套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向车辆喷洒消毒剂。

附近城镇清道郡暴发了大规模疫情，那里有100名在医院的患者感染病毒，其中7人死亡。此后，大邱的其他医院被下令采取隔离措施保护患者。

在公众对外出保持警惕的时候，一些工人抓住机会赚钱。外卖员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大邱的大街小巷，为现在只在家里吃饭的家庭送餐。餐馆和咖啡店迅速将生意转到智能手机的外卖应用程序上，继续营业。

即使在疫情中心新天地教会后面的居民区，当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工作人员仍在挨家挨户地走访，把高速上网的广告贴在他们的门上。

“我们不打算像中国对武汉那样封锁该地区，”韩国卫生部副部长金钢理(Kim Gang-lip)说。

在大邱周围，生活明显放缓，但并没有完全停止。

“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出门，尽可能多在家里吃饭，叫外卖，”24岁的大学生朴海一（Park Hae-il，音）和朋友在东城路购物区空荡荡的小巷里闲逛，两人都戴着口罩。

“我的健身房关门了，从2月18日以来，我取消了所有的朋友聚会，”他还说。“从大邱出逃回到老家的朋友们给我打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回来，我告诉他们最好呆在外面。”

但是朴海一说他看到人们在超市里囤积方便面。他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买了30个口罩，这是商店卖给个人的最高限额。

大邱所有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教堂、日托中心和法院都已关闭。该市下令所有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推迟原定三月的开学时间。政府不鼓励在婚礼和葬礼上提供食物。

地铁车厢的载客量只有平时的一半，乘客们都戴着口罩，分开坐着，车内的喇叭提醒他们，如果感到不适，可以拨打冠状病毒热线。

周一夜幕降临时，城市变得更加安静和黑暗，商店比平时提前关门。

“病毒悄无声息地侵入我们中间，让我们大吃一惊，”63岁的退休者吕浩生（Ryu Ho-sang，音）在一个开着杏花的公园里说。 他指责文在寅总统一周前没有封锁大邱，以遏制病毒传播。

但即使没有这样严厉的措施，大邱还是成了这个国家的低等公民。

首尔的大医院拒绝接收来自大邱的门诊病人。国内的航空公司和公交公司都以需求下降为由，减少了前往大邱的行程。

“我在首尔的表姐说，我不需要去参加她儿子的婚礼，”出租车司机朴善奎笑着说。“她说得很礼貌，但我知道她的意思：她不想从大邱招来什么病毒。”

但大邱市民也开始缓慢地恢复正常生活。

78岁的金喜淑（Kim Hee-sook，音）害怕这种“看不见、闻不到、摸不着”的病毒，已经五天没出门了。周一，她终于冒险出去晒太阳了。

“我厌倦了整天呆在家里看电视，”她说。“因为缺乏锻炼，我胃口不好，而且消化不良、失眠。再呆在家里，我想我会因为失眠而死”，而不是因为病毒。

许多大邱市民把愤怒转向了新天地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对圣经的非正统解释，主流教会长期以来一直给他们打上邪教的标签。在过去几天里，卫生官员一直在努力寻找数百名不与外界来往的教会成员。

“我不在乎他们是不是邪教，”25岁的大学生朴智赫(Park Ji-hyok，音)说。“让我愤怒的是，许多教会成员躲了起来，而不是与政府合作”遏制病毒的传播。

新天地教会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仍处于关闭状态。它坐落在一座10层楼高的建筑里，以前是一家健身中心，附近有一个地铁站。大楼正面墙上有一面巨大的横幅，写着“美丽的教会，继续传播爱与真理”。

教堂周围的咖啡店、餐馆，甚至一家银行，还有7-11和汉堡王都以病毒为由关闭了。但邮局和一家宠物店仍然营业。

甚至在疫情暴发之前，这个教会在邻里就被视为公害。有些人张贴告示，警告教会成员在大量聚集时不要使用他们的私人停车位。

“他们一起祈祷和唱歌的时候声音特别大，”62岁的赵秀佳(Cho sok-ja，音)说，住在教会后面一座公寓里的他把目前生活中的困难归咎于这座教会。“自从疫情暴发以来，我失去了很多私人生活，没法去市场、公共澡堂和发廊。我的建筑公司老板让我3月8日前不要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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