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内地医院频频因*「医闹」等问题成为舆论焦点，至近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病例之多、传播性之高，为内地医疗系统带来巨大挑战。在湖北武汉，至今仍不断传出医院空间过度拥挤、应接病患不及的情况，暴露了疫情下中国衞生医疗体系的问题。

在内地，医疗资源集中于顶层，普通科门诊短缺，但上佳的公立医院服务及名医，却是「争崩头」。因此，人们普遍抱有「小病不求医」的想法，遇到感冒、咳嗽、腹泻等轻微症状，不少人宁愿到药局或上网买药，「去医院」可能是稍显陌生的体验。这种「没大碍」的看病习惯，是由于心理因素，还是社会制度配套所限？又是否会对个人预防疾病、以至公共健康造成影响？

「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小病自己吃药解决，大病就去大医院……像感冒这种难免都会得的病，去医院也不就是给你开个药嘛，没有必要，还可能交叉感染。」在北京生活近十年、27岁的天津人余先生表示。他平日在出租屋常备消炎、止痛、退烧药，每年去医院的次数不超过两次，通常都是「三甲」大型综合医院。

余先生的说法也许反映不少内地求医者的心态，通常病情较严重时才会去医院，要去医院都会选择较大型的公立医院。某程度上也反映出内地医院系统的「断层」：理应负责治疗「小病」的医疗机构并不为大众所信，其功能很多时候被药店取代，症结正正在于内地基础医疗（primary care）的缺失。

由于医疗系统呈「倒三角」的状态，普通科门诊等基础医疗缺乏，就算到公立医院看急症，也大多由专科医生看诊，全科医生仅占全国医生总数4.8%。

赤脚医生印象负面 难推社区医疗

在香港，以预防为主、以社区为中心的基础医疗功能，由大量私家诊所、医务中心分担。内地则建立一套有别于医院的「基层医疗衞生机构」体系：城市里有社区衞生服务中心等，村镇则有衞生室、衞生院，旨在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及公共衞生服务。根据国家衞生健康委员会（衞健委）编撰的《中国衞生健康统计年鉴》，2018年全国共有逾94万间此类机构，逾65%位处农村。

然而，大众对这类衞生所的印象一般。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政府曾推动一项改善农村「看病难」的计划，培养数以千计在农村行医的「赤脚医生」，大多数仅经过最基本的医疗培训便走马上任。来到今天，内地医疗水平及医务人员学历均大幅提升，逾半执业医生有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但基层对「赤脚医生」的负面印象仍挥之不去。

再加上在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设备、服务水平参差不齐，难免让民众质疑其专业性。2018年，这类机构的诊疗人次大约44.1亿，当中不足两成在城市；作为对比，全国约33,000间医院，合共为35.7亿人次提供服务。

民众对承担基础医疗功能的机构缺乏了解与信任，提及「看病」只想到大型医院，体现了医疗服务结构失调。尤其在大城市，社区医疗服务往往门可罗雀，大型综合及专科医院则人满为患，门诊挂号时「一号难求」。

毕业于北京高校的余先生忆述，感冒时曾光顾大学内的医院（校医），「没有药的时候才去，只是想开药……现在租房的地方，还真不知道附近有哪些（社区医疗机构）。」他补充，近年来北京各大医院均采用网上预约门诊挂号方式，以疏缓在现场排队的人流。

托关系给红包 「专家号」最难求

余先生说，在大医院看门诊，第一步要使用微信公众号「北京114预约挂号」，其涵盖北京二、三级以上所有公立医院，民众可以预约未来一周左右的门诊挂号，到时去医院取号即可，之后再轮候看诊。「现在比较少出现（现场）挂号台排长队的情况，除非有长辈不知道可以网上预约，程序的确简便很多。」

尽管网上预约系统能够缩短在医院排队的时间，却纾缓不了优质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难题。例如预约挂号时可以选择专科、甚至指定某位专家看诊，不过「专家号」难抢，动辄等待一周以上，背后滋生「托关系」、「给红包」、「黄牛号」等等的灰色行为。

「北京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有很多专业性特别强的医院，比如说看眼科就会去同仁医院，暑假有很多家长特地从外地带着孩子来配眼镜……当然，人人都想要最好的资源。」余先生续指，专家看诊自不必说，普通的专科门诊在周末也较难挂号，因此对打工仔来说，去医院并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

实际上，单就数量而言，内地医生资源放在世界标准并不输蚀：每千人口对应2.6名执业医生，在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之上（2016年香港是1.9名）。内地城市地区，每千人口平均有4名医生，这数字在北京为7名，是内地31个一级行政区当中最多。但连北京民众也尚且对所谓「专家」、优质医生资源如此趋之若鹜，其他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

另外，在费用方面，内地医疗保险制度已覆盖逾95%人口，需要个人承担的医疗支出占大约三成。单看医院门诊病人，2018年其人均医药费为274元人民币，当中四成是药费。门诊挂号本身收费并不高，但是民众却难以避免检查、开药、乃至给医生红包等额外支出。

「小病」靠吃药 药品市场商机无限

基础医疗系统不受信任、大型医院又人满为患的背景下，不少城市里的健康成年人都倾向「小病」时自行吃药解决。当局近年来探索建立药店评级制度，提高药剂师覆盖率。根据国家药品监管局2018年数字，内地有48.9万间零售药品门店，约一半属于连锁企业，执业药剂师注册数量为46.8万人。

由此可见，全国药房网络已颇具规模，并朝向连锁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再加上内地药品管制相对宽松，非处方药范围较广，因此不难理解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买药比去医院方便、简单、快捷。

宏观来看，内地药品市场近年来可谓商机处处，原因之一在于政府推进医药衞生体制改革，希望实现「医药分开」。例如自2017年起取消公立医院的药品加成政策。该政策曾实施逾六十年，允许医院在药品批发价基础上加价15%，以补贴收入，长期以来形成「以药补医」的局面。另外，各省市政府也有措施出台，允许患者凭处方自由选择零售药房，而不必在医院门诊药房购药，即推动「处方外流」。

医院逐渐撤离药品市场，不仅为零售药房创造无限商机，也有助医药电商行业的崛起。不少内地民众对「网上购药」已经习以为常，京东、阿里巴巴等电商巨头均有此类服务，也有业内商家尝试医药结合的模式，为网络用家提供看病、买药、快递送药全套服务。

当局早在2018年便为「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发展背书，提出一系列鼓励政策及监管要求。尽管此后在是否开放网售处方药的问题上似乎摇摆不定，但从大方向上来看仍是支持的。如今内地医药改革与「互联网+健康」风潮不减，这一行业未来相信会有大好前景。

医院跟药房相比，余先生便这样形容：「就像买菜一样，如果门口有市场，就会天天买；如果要坐几站公交（即巴士）去大超市，自然要等到有需要才去。」可见便利性仍是不少人选择就医、购药服务的一大衡量标准，对于自恃青春力壮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

基础医疗漏洞 背后隐患何在？

然而，「小病不求医」的心态与基础医疗系统的缺失，背后存在不可忽视的隐患。咳嗽、头痛、腹泻等看似「小病」的症状，或许是意想不到的「大病」征兆，正如今次病征与感冒差不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少病患可能基于这些内外因素，未必去求医。

基础医疗的关键作用正是慢性病、早期癌症等的常规检查，以及注射疫苗等疾病预防措施。如今部份内地企业会为员工安排定期体检，作为一项职员福利，也侧面体现强化基础医疗系统的必要性。

除此之外，基础医疗起着承担医患分流的作用，例如西方国家流行家庭医生（Family Medicine Specialist）或普通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往往是经他们之手，将有需要的病患转介至专科医生，以减轻上层医疗体系的负担。中国内地如今也借鉴这一概念，注重培养更多与专科对应的「全科医生」，希望他们去社区医疗机构服务，惟这班人处于薪资偏低、职业发展不明朗的尴尬境地。

内地民众的求医心理，乍看是健康观念问题，但归本溯源，也许症结仍在于公共医疗系统的畸形之处。至于解决方案是仿效西方的普通科医生模式、香港的小型私家诊所、还是加大发展「线上医疗」，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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