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he had been admitted to a better hospital, then he wouldn’t be dead now,” said the mother of a Chinese teenager who died on Tuesday from a rare cancer. China~q~s coronavirus containment efforts may be saving some lives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https://t.co/7Fi62cBHVo

— New York Times World (@nytimesworld) March 3, 2020

中国武汉——三岁的小男孩焦急地等待下一轮化疗。然而这时，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医生突然将他拒之门外。

这个名叫付浩然（音）的小男孩患有白血病，当中国几乎将所有资源倾注于新冠病毒疫情时，许多患重疾的人难以得到挽救生命的紧急治疗，付浩然就是其中之一。有一些人没能活下来。还有一些人则像付浩然一样处于困境，他们的家人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在武汉，许多医院被改建为只收治新冠病毒患者的设施。在其他地方，因医护人员短缺或者担心交叉感染，其他的医疗机构则将患者拒之门外。择期手术已无限期推迟。许多城市都实施了出行限制和隔离要求，对于许多重疾患者来说，这样的延误他们等不起。

“国家处于危机状态——这个我们理解，”在疫情中心武汉市，男孩的父亲付和田（音）说。“但是什么时候结束？”

自从1月下旬新冠病毒暴发以来，在中国已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八万逾人患病。随着每天新增感染人数的下降，中国官员已经开始吹捧该国抗击疫情的努力取得胜利。

但疫情给卫生保健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个系统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本已不堪重负，许多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因此陷入了困境。令人担忧的是，该国遏制病毒的努力可能是在以牺牲一些人的生命来挽救另一些人的生命。

“那里有许多医疗状况需要得到及时处理，”约翰·霍普金斯健康保障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高级学者阿梅什·阿达尔贾(Amesh Adalja)博士说。“如果人们得不到治疗，他们会死亡或者导致糟糕的结果。”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卫生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曦说，他认为，死于中风、心脏病发作和其他可预防的急性疾病的人数，可能会超过从新冠患者中治愈获救的人数。

许多患者及其家属说，他们不得不自己想办法，于是求助于社交媒体，发布迫切信息寻求治疗。

在类似Twitter的新浪微博上，有一个帖子描述了19岁的田光林（音）遭受的艰难困境，他患有一种罕见的、侵袭性肌肉癌，病情在1月初急转直下。

他的母亲说，南方城市深圳的医生建议立即转移到大城市更好的医院去，但是没有医院愿意接收。

这位少年于周二早上去世。

“我们没有出路，我们毫无选择只能推迟他的治疗，”男孩的母亲赵华庆（音）说。“如果他被送进一家更好的医院，那么他现在就不会死了。”

武汉的一名女子写道，因为担心交叉感染，她62岁的母亲已经被数家医院拒之门外。官方媒体《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由于长时间的封锁，武汉的血库严重短缺。这使她母亲几乎不可能获得维持生命所需的每周输血。

“家人已经放弃了，”这位女性在信息平台微信上说。她拒绝透露自己的名字。“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死。”

在上周微博的一条消息更新中，这位女性写道，在家里等待救助多天无果，她母亲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去世。

耶鲁大学的专家陈曦说，突然施加隔离封锁，中国政府很可能使武汉的危机变得更加严重。

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封锁的决定是仓促的，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医疗资源和一般资源将持续多长时间。”

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个问题。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月表示，将设立六家专门治疗冠状病毒以外疾病的医院。国家卫健委还命令医院开始正常运作，上海和广州的一些医院宣布他们将在本周重新开放门诊。

但是对于湖北的许多病人来说，去医院就已经成了一项挑战。那里的城市被严格封锁，公共交通也被暂停。

自1月下旬开始封城以来，武汉的患者被迫步行几小时去看病。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由于停运，重病和慢性病患者的救命药供应被切断，其中包括武汉的40多万名患者。

根据上月联合国一个抗击艾滋病的机构针对中国HIV携带者的调查，近三分之一的HIV携带者有可能在未来因封锁和行动受限，无法继续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一名27岁的HIV携带者在春节假期去湖北黄冈探亲，他携带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只能维持两周。当政府突然实施封锁时，他开始恐慌。最后，他找到一名志愿者帮他从医院取药。

“天啊，就像久旱逢甘雨，就像过了鬼门关，”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由于该病毒的污名，他要求匿名。

一些患者在医院和冠状病毒检测机构之间来回奔波，发现自己陷入官僚主义的混乱之中。

上个月，23岁的廖家豪（音）去了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一家医院，希望接受视网膜脱落手术。如果不及时治疗，他可能会失明。但医生表示，他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后才能接受治疗。

第二家医院拒绝对他进行病毒检测，因为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最后，第三家医院的医生同意给他做检测。但在廖家豪将结果提交给第一家医院的几天后，他得知自己的病例被撤销。向警方和当地政府热线寻求帮助的电话都打不通。

距离廖家豪第一次向医生求助已过去近两周时间。女友梁婉莹（音）说，他的视力一天比一天模糊。

“我们很困惑，”梁婉莹说。“没有资源留给非新冠病毒患者。”

最近几周，许多非新冠病毒患者在网上求助，国内外的志愿者网络随之出现。

在流行的信息平台微信上，志愿者们自发组织起来，一起收集关于病人和医院的信息。一些人代表病人联系社区工作者、地方政府办公室和医院，还有人则充当家庭和记者之间的联络人。

“有时候，我们帮不上忙，”在加州家中做志愿者的作家普燕（音）说。“很多病人没能及时住进医院，所以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已经过去了。”

病人和他们的亲属经常用听天由命的口气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不是只有他们自己在忍受痛苦——即使感染了冠状病毒的人，也很难在医院接受治疗。

被困在武汉的三岁白血病患者付浩然只能依靠迅速减少的口服药供应。

两周前，当得知医院可以让他再做一轮化疗时，家人松了一口气。两天后，这家人回到了他们租来的屋子，想着下一次治疗的机会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现在我只担心癌症会不会复发，”男孩的父亲付和田说。“要是这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干脆放弃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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