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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一国两制”的“五十年不变”，误解为“资本主义”的“什么都不变”，以为只要教条地延续自由放任的经济逻辑和单一固化的经济结构，不需进行任何改革，就能维持香港辉煌；不料，我们却因而忽略这一经济体制的缺陷，甚至卷进意识形态冲突的洪流，不但无法摆脱“变与不变”的纠缠，而且陷入由盛转衰的困境。

“大家都意识到，‘不变’不再是选择，更多关注怎样‘变’。”从北京大学来港三年半，致力提倡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如是说。作为曾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提供经济建言的专家，蔡洪滨坦言曾经以为香港经济仍很稳健，但愈看数据就愈吃惊，因为整体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指标极不相称，后者几乎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他断言这种社经形态无法持久，又批评特区政府以“积极不干预”自欺欺人，更劝喻当局必须重整推动经济发展的角色和定位。

蔡洪滨当初来香港就是为了推动变化，现在，他也寄望香港作出改变。（欧嘉乐摄）

一般人都怕变化，但蔡洪滨之所以从北京来到香港，某程度而言就是为了推动变化。

早前港大任命两名有内地成长背景的学者出任副校长，被个别媒体大肆渲染为“港大染红”、担心大学校园“遭逢巨变”。早在2017年，已辞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蔡洪滨刚获聘任港大经管学院院长时，也曾引发传媒骚动，因为他是首位晋身港大管理层的内地学者，而且当时身兼全国人大代表。不过，蔡洪滨没有直接回应外界质疑，入职以来也没有卷进任何政治漩涡，但他确实不动声色地为港大经管学院及香港经济学界带来不小的变化。

短短三年半，港大经管学院已从全球增聘45位专家，包括国际知名的学者和刚刚毕业的博士，未来五年每年还计划增聘20人，不断注入新血；在收生方面，本科生及研究生也由2017/18年度的4,518人，增加至2020/21年度的4,832人，成为逆市增长最显著的学系；至于未来发展，已计划在蒲飞路兴建新校舍以提供充足研究及公共空间，工程初步预计斥资40亿元，首阶段将于2023年竣工；而当下的“重头戏”，是即将公布为香港“度身订做”的《经济政策绿皮书》，并首度举办探讨香港经济前景的大型论坛——对，成立近二十周年的港大经管学院，终要发挥学界力量，推动香港经济“大辩论”了。

“这是我们学院自然发展的过程，师资、研究、课程能力都建立起来了，就想对香港经济政策做些系统性研究。我们对香港经济的关注，反映我们学院的发展理念：必须植根香港、融入中国、面向世界。作为香港主要的经商研究和交流机构，利用我们的学术贡献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责任。”蔡洪滨没有争功，而是以此回应自他接掌经管学院以来的各种变化。事实上，经管学院对上一次举办大型论坛已是2006年，当时由现任首席副校长王于渐出任院长，以“世界经济前景及未来中国企业发展”为主题。

为何如此发达的城市，社会保障却差强人意。（资料图片）

愈看香港经济数据愈吃惊

学院之所以开始强化“植根香港”的实践，其实和蔡洪滨不无关系。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拨款政策倾向追求国际排名所限，不少本地学府为求“国际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对香港问题的研究，令学者难以履行公共知识份子理应为社会出谋划策的责任和义务。蔡洪滨坦言，“来香港之前，从外面观感或经济数据看，觉得香港经济很好”，后来为加深对香港经济的了解，开始集结对香港问题感兴趣的港大学者每月定期聚焦讨论，希望能让更多专家关心香港、互相切磋；谈着谈着，蔡洪滨对香港经济改观了，就有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政策绿皮书》，也有了以“香港经济”为主题的论坛。

“我作为新来香港不久的人，愈看香港的数据就愈surprised（吃惊）。一个这么发达的经济体，整体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指标竟然这么不相称——诸如人力资本、收入平等、人均住房等等方面，怎么可能处于世界最低水平？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不可能持久发展，就算没有疫情或者其他问题，各种矛盾也会以其他形式更大程度地爆发。”蔡洪滨因而改变了对香港的看法，想推动特区政府乃至整个社会好好寻求化解矛盾的办法。

确实，这就是当下的香港——一个“超级富豪”数量排名全球第一、有近四分一人口属“中产阶级”、人均GDP媲美欧美发达城市、但坚尼系数比非洲地区更高的地方。从事教育工作的蔡洪滨，尤其对香港教育开支过低耿耿于怀，因为“香港的投入远远低于OECD（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水平，如果这样还算‘高’，我就不知道什么算‘低’了”——以2016年为例，香港教育开支只占GDP的3.3%，同期OECD国家的平均占比已达到5.1%。蔡洪滨笑言：“我们总不能跟非洲比较吧？然后说，你看，我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但偏偏，香港科研投入的GDP占比只有0.8%，“就是非洲的水平，OECD都在2%至4%”。

蔡洪滨对香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指标极不匹配感到惊讶。（欧嘉乐摄）

勿以国际排名代替客观认识

让蔡洪滨“吃惊”的，还有香港对国际排名的趋之若鹜，例如港府经常沾沾自喜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他就不认为这是当下香港最需要的经济形态：“我们过分注重国际排名，但对于那些排名背后到底反映什么、代表什么、怎么计算，却好像不是很care（在乎）；有些排名排在前面到底是不是好事，我们也不care，反正就是一片欢呼。”

那些排名的确误导我们把劣势当成优势，一般市民甚至以为“经济自由”等同“政治自由”，从而支持政府“积极不干预”，一旦排名下跌，便哀之叹之。以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编制、曾连续二十五年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编按：2020年，香港在该项排名中失落第一位，屈居第二）为例，其计算公式和实质意义屡被质疑缺乏科学根据，例如12个分项没有统一算法，有的“量评”，有的“质评”，有的“混评”，科学逻辑相距很远；再者，指数也被批评“倒果为因”，把“经济自由”当成“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忽略“经济自由”的促进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完全无视世界各国独有的资源配置和发展历程。

“香港作为国际都市，的确需要关注外界看法，各种排名也有参考价值，但断不能以国际排名取代我们对自身经济发展的客观认识。”蔡洪滨提醒，除了不应过度依赖国际排名，也不要寄望单一指标反映社经发展，即使是最能反映经济总量和增长的GDP，也未涵盖收入平等、基层保障，以及教育科研、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等社福状况。

香港贵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个别行业相当封闭。（视觉中国）

规章僵化该自由时不自由

最令蔡洪滨“吃惊”的，是香港僵化和死板的规章制度，造成该自由的地方不自由。

“基本上我们看香港经济，自由的东西很自由，不自由的东西too rigid（死板），很多行业的准入和管制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ridiculous（荒谬可笑）。”上任后致力争取为经管学院兴建新校舍的蔡洪滨，对“建筑工程”的各种规限深有体会，因为造价相当惊人，“工期也是ridiculous地长，我真的很难想像。”

“香港工程费用排在世界前列，但建筑工人的薪水并没有那么高，原材料也不可能比别的地方贵，因为香港免税，理应更便宜。所以，你到底贵在哪里了？就是贵在inefficiency （效率低下）。”蔡洪滨有点忿忿不平，“如果建筑成本都给到工人身上，还算是社会内部的一种重新分配，但现在却贵在管制。”

他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列根和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推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是“放松管制”，但港府对某些行业的作为，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准入、限制竞争，且有非常烦琐死板的framework（框架），使得一部份领域极其低效，最终造成经济浪费，需要全民埋单”。

最令蔡洪滨“吃惊”的，是香港僵化和死板的规章制度，造成该自由的地方不自由。（欧嘉乐摄）

“积极不干预”是自欺欺人

可是，港府不但不以为然，反而美其名曰“积极不干预”，并以此限定当局发展经济的范式。

那本是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球经济受福利国家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影响倾向认同政府干预，而被时任财政司夏鼎基把“自由放任”原则修订为“积极不干预”以抵挡要求政府出手施压的经济政策；至回归后，被特区政府演绎为“大市场、小政府”，虽然在上届特首梁振英任内曾改称“适度有为”，但基本上仍是以“不干预”为主调。殊不知，港英政府并非完全不干预，甚至可谓“积极选择性干预”，例如盛极一时的国泰航空，便受益于当局的倾力扶持甚至放纵垄断，实行允许独家经营航权、拒绝发放新牌、拉倒港深机场合作计划等航空政策，才使国泰独大，成为区域甚至世界航空龙头。

“政府说‘积极不干预’，完全是自欺欺人。你不干预就不干预，还要加一个‘积极’，说得好像自己真的在干活儿一样，可是你哪方面积极了？”按照蔡洪滨的说法，“积极不干预”的定位给了官僚一个“不必作为”、“不必求变”的借口和托辞；若从经济学去理解，“不变”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方面基于既得利益的保护主义，另方面源于官僚没有改变的动力，而由于改变所带来的潜在价值将由全民分享，即每人获分的利益相当有限，所以也没法形成一股足够力量推动改变。

然而，这最终将导致政府和市场失衡，以致必须改变。

国泰就像香港缩影，往日能够联系中西左右逢源，今日却因左摇右摆导致左右为难。（资料图片）

“水深火热”已不足以形容

当“政府无为”遇上“市场失灵”，香港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用蔡洪滨的话来说，早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已经算很乐观了，他并不看好未来一段时间的香港经济，因为经济结构固化单一，导致长期增长困难重重。

蔡洪滨曾撰《香港经济结构转型之路》一文解释，从2009到2018年的十年间，年均GDP增速只有2.81%，远低于1999到2008年约4.72%的平均增速，也逊于同期新加坡达到4.68%的平均增长率；至于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可从产业结构看出端倪—在2007至2017年间，作为主要发展动力的传统四大支柱（贸易及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与旅游业）的GDP占比由60.3%下降到57%，当中堪称“火车头”的贸易物流和金融服务，年均增速只有3%和4.1%，拉动力明显不足。

更令蔡洪滨担心的是，这两大支柱前景堪忧。首先，反全球化氛围浓烈，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近年不增反降，相信未来仍会持续恶化，对香港构成巨大挑战。其次，在数码革命浪潮中，去中介化对以“中介”为基础的贸易和金融带来巨大影响，例如阿里巴巴集团早于2018年宣布未来五年电子商务平台将实现2000亿美元的进口， “就如内地贸易和零售日益被电子商务取代一样，愈来愈多的进口贸易以及相关的报关物流金融服务也将被电子商务主导。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如支付、转账、信用、信贷等等领域的电子化、数码化，理财和投资的人工智能化，无不是对传统金融中介服务的冲击。”

随着科技发展，不少实体零售逐渐被电子商务取代。（影片截图：alibabanews.com）

“中介经济”难以为继

“香港经济的基本逻辑、产业和活动，都是‘中介经济’??在正常健康的社会环境下，香港可以取得买卖双方的信任，可一旦失去信任或了解，香港的中介地位就没法发挥。”蔡洪滨说，反全球化和去中介化的夹击本来就令香港经济难以为继，当前又因中美贸易战和社会政治气氛炙热等原因，导致香港就像早前节节受挫的汇丰银行一样，不但无法再联系中西而左右逢源，反而卷进中美博弈漩涡，在左摇右摆当中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两边不讨好。

至于何时复苏？首先取决于对疫情的控制，但蔡洪滨补充，疫情对经济的破坏，就像病毒对身体的影响一样，“如果身体好，即使感染病毒，也很快复原；如果身体差，不但难以康复，影响还会持续，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据他诊断，香港纠结于上述经济和政治问题，长期和短期问题叠加，“表面看还不错，实际上并不好，疫情冲击非常严重，日后复苏也很艰难”；他甚至警告，即使疫情受控，经济活动恢复稳定之后会有不俗增长，香港经济也不可能回到疫前水平，更别想仿效2003年“沙士”（SARS）疫情过后开放“自由行”政策来刺激经济。

蔡洪滨所说的“中介经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香港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大英帝国一百七十八年前之所以看上香港，并非为了殖民，而是要扩大在华商业利益。那时香港主要从事鸦片和劳务（贩运中国内地苦力）两大贸易活动，渐渐形成了中介特性，建立了庞大的国际商贸网络，一度成为中国、东南亚、印度、英国和南北美洲的贸易枢纽。不过，也正正因为香港长期沉浸于贸易活动，使得中介经济内化成香港的经济传统和经济价值，导致中介思维（贸易思维）融入香港人的身心和日常行为，偏于急功近利、热衷快钱热钱；结果，制造实业逐渐空心，新兴产业难以拓展。

蔡洪滨对未来香港经济发展感到悲观，寄望危机能够触发结构转型。（欧嘉乐摄）

寄望危机触发改变

“尽管未来香港经济会非常困难，但再往远看的话，在危机当中也许会有新机会，因为经济结构转型往往需要危机来触发，日子过得太好时，没有人会想做深刻的改变。”据蔡洪滨三年多来的观察，特区政府的确知道“是时候改变了”，例如懂得以金融科技作为重点发展的方向，但是，“在转变的过程当中，港府对于‘能起’和‘该起’的作用，实际上并没有太多清晰的想法。一些比较时髦的方向，如果没有具体战略和实践方案，便容易停留在方向、想法的层面，即使过了一段时间也看不到任何改变。”

同样以金融科技为例，科技的进步早已打破地域限制，就算新冠疫情重创诸如零售和旅游等中介经济，但香港的新股融资成绩仍然相当可观，甚至可谓全球最佳。蔡洪滨以此提醒香港，全球金融服务出现重大变化，港府除了订定发展方向、成立研究课题、设立教育项目之外，更要思考应该怎样推动整个领域的创新发展，包括市场准入、技术采用、制度创新、管制松绑等等，作全盘考虑、即时调整，才能发挥新的中介作用。

香港转口贸易的数据也很能说明传统中介经济的困局。经济学者一般以从内地进口本港再转口到世界各地的商品价值与内地的总出口额之比，衡量香港中介地位。在1999到2019年的二十年间，香港从内地进口再转到海外的货值占内地出口总额比例，从43%下降至6%，而同期香港从其他国家进口再转到内地的货值占内地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从25%下降至7%——可见香港作为内地出口中介的时代已成过去。

不过，蔡洪滨引述港大经管学院汇丰基金（环球经济与企业策略）教授陶志刚早前在报章所撰《香港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一文指出，香港帮助内地进口（从海外进口再转到内地）的商品价值，仍远低于其帮助内地出口（从内地进口再转到海外）的商品价值，而这恰恰反映香港非常了解国际的进口需求，却忽视内地的进口需求，未有做好内地进口商品的中介。

香港仍有潜力做好内地进口商品的中介角色。（资料图片／卢翊铭摄）

“不变”不再是香港的选择

“大家都意识到，‘不变’不再是一个选择，更多的关注是怎样‘变’。”蔡洪滨认为，尽管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例如出现某种“软脱钩”，以避免过度依赖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布局，但不管怎样，外界总会希望了解中国，甚至希望在不同领域有不同介入，“香港更要好好思考如何因应时代的变化，在‘双循环’的国家战略之下，结合自身特殊的优势，例如国际化和法治化，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

传统产业升级已毋须多言，创科产业的发展更是香港必争之地。虽然个别经济学家认为深圳创科发展势头强劲，香港几乎已无任何“追落后”的优势和条件，但蔡洪滨不以为然，反倒认为深圳创科的抢缰和人才的聚集，对香港而言是好事，一来深圳仍缺乏高端大学进行基础研究，二来香港毗邻深圳，具备地缘优势，对国际人才来说很有吸引力。

“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必须先改变经济模式。”蔡洪滨指出，传统产业多以低技术、高劳动投入为主，就业充分，但生产效率不高，劳工阶层的薪酬增幅也有限，若要转型到以高端专业服务为支柱的经济结构，就需要建设“知识型创新驱动式经济”，而当务之急，必须正视长期以来教育投入不足和滞后、导致整体教育水平渐渐落后的现实—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对25岁以上年龄组别的人均受教育年数统计，以色列是12.8年，日本和韩国分别是12.5年和12.2年，但香港只有11.6年。

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必须从增加教育投资开始。(资料图片)

结构转型从增加教育投资开始

蔡洪滨曾在《建设知识型创新驱动式经济》一文中批评，相对于社会对教育的重视，政府在教育投入的差距，“原因之一也许是仍把高等教育看成是少数精英的特权”，因而设置过高的入学门槛，例如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便把首年学士学位课程学额长期维持在1.5万个，而政府资助的副学士学额甚至不足2,500个，实在无法顺应时代的变化和高端人力的需求。一组非常惊人的对比数据是，在韩国，95%适龄青年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但香港只有三成多而已。

“大学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及对于社会的整体意义，无疑是高收益、‘稳赚不赔’的。”蔡洪滨重申，若要重振香港经济，除了建立知识型创新驱动式经济，已别无选择。他就此提出两大建议：首先，在五年之内加大公共教育支出的GDP占比至5%，并把首年学士学位课程学额提升到至少两万个、增加副学士学位的资助学额、适时降低入学门槛等等，从效率、公平及社会整体的理性角度出发，尽快扩大大学教育的机会；其次，在五年之内加大政府和大学研发支出的GDP占比至1.5%，并且通过资金配对形式及其他鼓励政策，将产业部门的研发开支提升到GDP的1%左右，以达致整体研发开支占GDP2.5%的水平。

“当初之所以来香港，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里的国际化和多元化。就个人经历而言，无论生活和工作，我从来没受到任何关于身份的困扰，我也非常感谢港大同事对我的宽容和接纳，大家共事期间都秉承专业和开放，不会囿于身份或者政见的限制。”本身是内地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蔡洪滨强调，香港的魅力在于开放和多元，当下也需要不同背景人士建言，才能引发社会讨论、推动经济变革——“因为香港的颜色比较敏感，所以我们做的是Green Paper（绿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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